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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客观存在的事物要进入我们的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需要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死亡也不例外。死亡一方面具有世俗性的意义，如生命体征的消失、社会角色的终结；另一方面，死亡也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而针对群体、社会现象或机构的集体仇恨，更有可能激发一种超越与个人仇恨相关的负面经历的生活使命感。此外，与对特定个人的私人仇恨相比，对抽象集体实体的仇恨可能会提供一个更简单、更邪恶的敌人。

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记录了在高等教育赶超型的发展轨道中，二本高校学生在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稀薄的教学氛围、炫目的市场经济等现实时，所遭遇的困境和做出的选择。
这篇短文打算就近一二年的所见所闻，略陈对二本高校的观感。因为样本的特殊，所以叙事难免会有局限。

与当前利用社会经济地位（SES，socioeconomic status）这一综合指标而言，利用其背后的单个指标，如父母的职业、家庭中的藏书数量，才是不同文化中预测学生成功（student success）的更好指标。

无力是我们面对社会性剥削或者说结构性压迫所生发出的感受，相对而言，无助可能会更微观一点，即是我们面对支持网络缺失而产生的体验。无助需要的是整合，无力需要的是改变。但或许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出来。

诚然，如同嘻哈需要本土化为说唱一样，我们不能否认美式单口喜剧可能也需要本土化成为中国脱口秀，但是我们从当前的喜剧尤其是脱口秀的发展而言，中国真的需要另一门不冒犯而是讨好的艺术了吗？

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坡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叠加当下极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效应将会与近邻如出一辙。

“新年”二字作为符号，被寄托了万象更新的意义，进而引发彼此祝福的人际互动。在这其中，新年也逐渐成为“超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的表达，如鞭炮一般，许下的许多祝福仅仅灿烂在噼里啪啦的那一瞬——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因为愿望嵌入在这个机会分化、高速流动、风险不定的语境中，唯一确定的或许就是不确定。

盘点的功能在于回首往昔。回顾过往，我们或许会越来越感慨自己的局促：短期的目的性越来越强，做事也越来越寻求直接的收益。这种促狭感不再是所谓“下层”的专属惯习，而毋宁说是成功焦虑所“碾压”出的同质化生活轨道。

历时性地看，统计数字或简要描述是我们了解自杀的第一道关口。之后是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分析进路，它们通过技术性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所打造的精神障碍标签，把自杀者置于社会真空，将其变成一个个的“无名”个体。再向后，就出现了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