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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角度聊聊死亡

我们知道,客观存在的事物要进入我们的世界、对我们产生影响,需要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死亡也不例外。死亡一方面具有世俗性的意义,如生命体征的消失、社会角色的终结;另一方面,死亡也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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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集体的仇恨更容易激发生活中的意义

而针对群体、社会现象或机构的集体仇恨,更有可能激发一种超越与个人仇恨相关的负面经历的生活使命感。此外,与对特定个人的私人仇恨相比,对抽象集体实体的仇恨可能会提供一个更简单、更邪恶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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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本高校

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记录了在高等教育赶超型的发展轨道中,二本高校学生在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稀薄的教学氛围、炫目的市场经济等现实时,所遭遇的困境和做出的选择。
这篇短文打算就近一二年的所见所闻,略陈对二本高校的观感。因为样本的特殊,所以叙事难免会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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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预测学生成功的更好指标?

与当前利用社会经济地位(SES,socioeconomic status)这一综合指标而言,利用其背后的单个指标,如父母的职业、家庭中的藏书数量,才是不同文化中预测学生成功(student success)的更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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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人/社会工作者的无力感

无力是我们面对社会性剥削或者说结构性压迫所生发出的感受,相对而言,无助可能会更微观一点,即是我们面对支持网络缺失而产生的体验。无助需要的是整合,无力需要的是改变。但或许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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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口秀与相声——关于冒犯与讨好的讨论

诚然,如同嘻哈需要本土化为说唱一样,我们不能否认美式单口喜剧可能也需要本土化成为中国脱口秀,但是我们从当前的喜剧尤其是脱口秀的发展而言,中国真的需要另一门不冒犯而是讨好的艺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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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华等:警惕人口负增长陷阱

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坡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叠加当下极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效应将会与近邻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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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社会学说

“新年”二字作为符号,被寄托了万象更新的意义,进而引发彼此祝福的人际互动。在这其中,新年也逐渐成为“超真实”(比真实还真实)的表达,如鞭炮一般,许下的许多祝福仅仅灿烂在噼里啪啦的那一瞬——这不是我们的错,而是因为愿望嵌入在这个机会分化、高速流动、风险不定的语境中,唯一确定的或许就是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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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终社会学总结

盘点的功能在于回首往昔。回顾过往,我们或许会越来越感慨自己的局促:短期的目的性越来越强,做事也越来越寻求直接的收益。这种促狭感不再是所谓“下层”的专属惯习,而毋宁说是成功焦虑所“碾压”出的同质化生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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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的社会文化意义

历时性地看,统计数字或简要描述是我们了解自杀的第一道关口。之后是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分析进路,它们通过技术性范式(technological paradigm)所打造的精神障碍标签,把自杀者置于社会真空,将其变成一个个的“无名”个体。再向后,就出现了自杀研究的社会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