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与南开社会学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本土社会学呈现蓬勃的朝气。经验研究有李景汉的定县调查和燕京学派的社区研究,基于本土的理论反思和建构也在萌芽。这使得中国成为当时除了欧美之外最有生气的社会学群落。然而到了1952年,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一起被取消了。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者转行民族学,或者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

星转斗移,恢复后的中国社会学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去年7月,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中国社会学正在走向世界。是谁重新点燃了中国社会学的星星之火?他,就是费孝通。

老右派盗火

费孝通,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早年师从社会学家吴文藻,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1936年,费孝通负笈英伦,师从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后来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差序格局”理论使他在建国前就赢得了国际声誉。然而1957年,费孝通一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使其在反右派扩大化中成为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从此沉寂了20年。1979年,胡乔木找到费孝通,请他出面主持重建社会学的工作。

对于恢复社会学,很多人是有顾虑的。一位老社会学家的夫人听说自己的丈夫要去开会讨论重建社会学,竟然哭诉:”社会学害咱们家还少吗?”大浪淘沙,太多的细节已经无法回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就是1979年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费孝通任会长。紧接着,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还是费孝通领衔。在当时思想尚未完全解放,局势尚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费孝通带头做的这些事情不由得让人感叹:这个老右派,胆子还真大!

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但却不能招之即来。年逾古稀的费孝通说自己的口袋里只剩下十来块钱了,意思是为社会学做工作来日无多。20多年的中断使得人才严重断层,所以重建工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便是人才培养。1980年,费孝通联系他在美国的同学杨庆堃(匹兹堡大学),举办了第一期社会学暑期讲习班。南开大学现已退休的杨心恒教授参加并在其中担任学习组长。紧接着,费孝通考虑在高校中设立社会学系。在遭遇了一些挫折后,他把目光投向离北京120公里外的南开大学。

黄埔一期·风云际会南开班

1980年费孝通应邀来南开大学讲学。刚落座,他就开宗明义地说:”我这次来一是看看老朋友,二是宣传社会学……”在他带动下,当时在座的滕维藻校长、郑天挺、王赣愚、吴廷璆都觉得有必要建立社会学。滕维藻当下询问苏驼、赵文芳的意见(当时两人分别任哲学系党总支书、副主任)。他们两个表示同意。费孝通提议先办一个专业班培养师资,然后建系。学员可以从重点大学三年级中的优秀生中挑选。

会后,杨心恒等马上行动起来,迅速起草了相关的申请文书,报请教育部批准。1980年教育部以高教一字第104号文件批准南开大学设立社会学专业,并批准南开大学从全国重点大学三年级学生中选拔学员举办社会学专业班。最后,从18所重点高校中选拔了43名学员,其他学院和研究机构也派了一些人旁听。

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现在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的阮丹青回忆,当时决定从英美文学转学社会学时,家里人很不解。她母亲说,研究莎士比亚多好呀,干嘛要去学老右派的学问呢?尽管社会学并不广为人知,但这次学员的选拔各个学校非常认真。北京大学潘乃穆花了一个多月物色学生。南京大学把他们品学兼优的班支书推荐过来了,这就是现任江苏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宋林飞。

专业班的师资非常强大。费孝通、王康通过海外关系聘请了彼特·布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林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伯格(联邦德国)、芭芭拉·贺萨(联邦德国)等外籍专家。

这里边最有名的当属彼特·布劳(PeterBlau)。这位大胡子、秃顶的美国老头,来华前已经功成名就,是社会学理论中”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其60年代的著作《美国的职业结构》至今仍被频繁引用。布劳是个夜猫子,早上起不来,所以他的课安排在下午。一次,阮丹青陪布劳出去。当时天津还没有出租车,俩人只好坐公交车。上车后,大家看见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纷纷给布劳让座。他很不解,问阮。阮丹青不好意思说他老,只好说:他们觉得你长得太像马克思了。布劳竟信以为真。巧的是,布劳跟马克思一样都是犹太人。

专业班的学习非常紧张。通常上午下午各有一名老师讲授(主要是用英文),晚上大家整理笔记、复习一直到11点图书馆关门。布劳来华前曾经担心这些学生的接受能力,但是他惊奇地发现,这些年轻人并不比他在美国教的研究生差。

费孝通为这个班倾注了很多心血。尽管非常忙,但是他短短一年之内,来了南开4次。他还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为这个班提供了周到的支持。

专业班的学员没有让费孝通失望。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社会学知识,还积极投身社会调查。宋林飞搞的苏南剩余劳动力调查、宋丁搞的天津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后来都在刊物上发表。当年的学习委员周雪光,现任教于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其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在美国社会学界颇有影响。文体委员边燕杰曾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主任。43个人里边走出了30多位社会学教授,10多位主任、院长。风云际会的南开社会学专业班也因此被人称为社会学界的”黄埔一期”。

创办研究生班

专业班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费孝通就在思考专业班的出路。他认为,只学一年肯定是不够的。在权衡了各种方案后,他觉得还是办研究生班比较好。费孝通写了一封亲笔信,由杨心恒转交教育部长蒋南翔。杨心恒将开办研究生班的申请报告和研究生教学计划一起递交教育部。由于研究生班没有先例,南开当时也缺乏师资,因此这件事没有马上批准。为了落实教育部最担心的任课老师问题,费孝通带头在杨心恒送来的导师名单上签字。吴文藻、吴泽霖、雷洁琼、张乐群、张子毅、袁方、王康、全尉天等老社会学家也都签了字。终于在1981年12月下旬举行了招生考试,录取了14名。

1982年,研究生班开学。同年秋经学校批准,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成立。这是1953年以来内地重点高校中第一个社会学系。

费孝通指导了4名研究生。尽管事务缠身,他还是抽时间跟研究生讨论学习,还邀请他们去北京他的家。研究生们每次去,只要费师母发话,他都要留他们吃饭。席间有红烧肉,研究生们久不沾油星儿,吃起来狼吞虎咽。费孝通总是慈祥地让他们慢点。事后才知道,这红烧肉是他女儿为费孝通做的。费孝通最爱吃的就是这红烧肉了。

当时南开的师资仍然比较缺乏,但是却请来了许多社会学大家,如亚里克斯·英克尔斯(斯坦福大学),富永健一(日本)、蔡文辉、陈元晖、波波维奇(南斯拉夫)、曼德尔夫人(宾西法尼亚大学)、罗根(纽约州立大学)、雅各布斯等等。

南开社会学频繁的内外交流一直使身处其间的师生获益匪浅。研究生班也结出了硕果。有一届因为后来有多位当年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担任了国内各大社会学系的主任而被称为”主任班”。一届届南开毕业生像蒲公英一样,飞向全国各地。南开社会学的血脉融入了中国社会学日渐强健的体格之中。去年,南开学校已历百年,年轻的社会学给南开带来了新的血液,新的荣耀,而南开社会学的根基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老一辈社会学家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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