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和治理如影随形,自我与技术如水随器 | 福柯的演讲及问答录

书名:什么是批判?自我的文化:福柯的两次演讲及问答录(平装)
著者:米歇尔·福柯
译者:潘培庆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定价:3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米歇尔·福柯晚期所作的两次演讲。

第一次演讲,名为“什么是批判?”,于1978年5月27日在法国哲学学会举行。福柯把自己的研究纳入由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所开启的视角,把批判定义为一种伦理—政治态度,而此态度在于一种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

第二次演讲,名为“自我的文化”,于1983年4月12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福柯在其中把自己的研究定义为一种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指出他对启蒙的看法和他对古希腊-罗马的分析有关。随后,福柯在伯克利分校还参加了三次讨论会,回顾了他哲学进程中的若干方面。

批判既可针对治理,也可针对自己。无论是质疑治理的批判,还是质疑自我的批判,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启蒙的精神。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本书编者把《什么是批判?》和《自我的文化》放在一起的用意。

译者序

《什么是批判?》是一篇难读的文章,但又是一篇值得认真研读的文章, 因为它集中表述了福柯的批判思想和他的研究方法,是研究福柯晚期思想的一把钥匙。 说它不易理解, 其中一大难点就是福柯使用了很多和“批判”相关的词或词组,如“批判”、“批判态度”、“批判方法”、“批判计划”、“狭义的批判”、“批判事业”、“第一种批判态度”、“第二种批判态度”、“新的批判态度”等,但并未进行详细区分。 福柯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面对的是哲学方面的专家和学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给一般读者的理解造成了困难。 为了便于理解,有必要区分两大类批判:首先是福柯要加以阐述的批判,或者批判态度,其定义就是不愿被治理,或者不愿被这样治理的态度,在此意义上,福柯认为他对批判所下的定义类似于康德对启蒙所下的定义, 因此可以把康德所谓的启蒙纳入福柯所谓的批判;其次是康德的狭义批判理论、批判计划、批判事业、新的批判态度等,其要旨在于为人的认识划出界限,规定什么可以认识,什么不可以认识。 这两种批判在福柯的文章中相对而言,“相对”即表示两者并不等同。

相对于康德的三大批判等理论巨著, 他的《什么是启蒙?》一文实在是微不足道,但福柯发现了这篇短文,就像发现了一个宝库,这给福柯提供了一大契机,使他大做文章,由此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总结自己的理论著述,提出他自己的批判思想,并界定他自己的思想在现代哲学中的位置。由此来看,理解福柯如何解读康德论启蒙的文章,如何阐发他自己的批判观点,这应该是理解福柯晚期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

依福柯之见,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人类由此开始公开地、 自由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不臣服于任何权威。 福柯所谓批判,就是不愿被这样治理的态度。康德用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来界定启蒙:某种外部权威使人离开某种指导就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不成熟状态至少有两大原因,首先是权威的滥用,其次是缺乏勇气和决心。 于是康德呼吁要勇敢地走出不成熟状态,敢于认识,并把这种勇敢视为启蒙的口号。 在福柯看来,康德对启蒙的看法基本符合他的批判定义,符合针对治理指导权的批判, 因为两者的根本目的都在于使人变得成熟,摆脱臣服状态。

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多次提到康德对启蒙的看法和康德的批判理论之间的距离或差异。 这就涉及康德如何相对于启蒙来界定他自己的批判理论。 康德关注启蒙, 就是关注他所处的现在。要理解人类现在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什么阶段,首先就要理解人类理性的发展阶段。人类是否成熟,首先取决于人类理性是否成熟。 现在人类正处于关键时刻,尤其需要批判, 因为批判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正当地使用理性的前提条件, 由此才能确定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对理性的不正当使用正是导致独断论和他律的原因。要人成熟,要理性自主和自律,必须对认识进行批判。 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的批判理论就成了启蒙的先决条件,或者成为启蒙的前言。换言之,康德把启蒙纳入到他的认识批判理论当中,也就是从批判理论的框架来解读启蒙。 可这样的认识论批判却和启蒙拉开了距离。 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这一距离。首先,批判针对治理, 而康德的批判理论却针对人的认识,或者说把批判矛头转入认识领域。其次,批判突出的是人的不愿臣服的态度,尤其是治理领域中的不臣服态度,而康德的批判理论却会使人幻想在达到成熟之后,理性完全自主、自律,不再需要别人对他说“要服从”, 因为人的理性自律会使他自觉服从,好像人可以由此摆脱治理。

依福柯之见, 由于康德在启蒙和批判理论之间引进了差异,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人从认识方面来考虑启蒙,分析方法就是“对认识的历史模式合法性进行调查”。很多人都使用过这种方法, 旨在调查认识对自己有什么错误观念,面临什么滥用,并和什么统治相连系。 针对这一由康德开启的批判传统,福柯提出了所谓“事件化”方法,其要旨即是个别化、实证化。从认识方面寻找权力滥用的原因,调查知识在什么地方被权力利用,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就在于把知识和权力分开,然而在福柯看来,知识和权力在根本上是无法分开的。 并没有一方面是知识,是中立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有权力,尤其是坏的权力对科学知识的利用。 任何知识的形成、积累、保存、传播等都离不开权力;反过来,任何权力的运行都需要知识,如基督教牧领制权力就需要了解信徒的所有个人情况,就像牧人必须对羊群、对草地质量和分布都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近现代规训权力则离不开对个体的心理、行为特征、消费、性行为、生育等各方面的认识。 与其从认识方面提出启蒙问题,福柯建议尝试相反的道路,从认识和统治的关系来提出认识问题,而出发点就是批判态度,就是摆脱不成熟状态的态度。 福柯建议重归启蒙,重归批判,这里应该还有一大原因:康德的批判理论旨在为认识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 由康德开启的这种批判传统注重批判理性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失误,这样的批判重在限制,而启蒙的批判却在于勇敢,在于冲破限制。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与康德的文章同名)一文中建议:以必然限制为形式的批判,这是指康德的批判,必须把这种批判转变为以可能的突破为形式的实践批判。 而福柯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提出的批判思想恰恰在于给人们展示一个开放领域,说到底,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或者权力关系,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永远和可能性,和可逆性,和可能的颠倒相连系。

批判,批判态度,就是不被过度治理的艺术。 福柯的这一定义,一开始就把批判界定在治理范围内。 不愿被治理,就是不愿这样被治理,不存在根本不愿被治理的问题,不存在彻底的无政府主义。人只要生活在人类社会,就必然有治理问题。批判的对象仅仅是“过度”。批判通常在哪些问题上展开?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这样被治理,这意味着被治理者不喜欢这样的治理方式,但可接受其他的治理方式。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由这些人治理,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一些人的治理。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以这样的原则之名,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名义。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目的。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通过这样的手段,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手段。批判可以表现为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意味着被治理者可接受另外的代价。 总之,任何治理都必须由某些人主导,都必须打出某个旗号,都必须有一定的目标,都必须有一定的手段,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批判也恰恰在这些方面进行。批判一方面质疑治理,怀疑治理,试图限制治理,但批判在根本上又与治理不可分割。所以福柯说,批判既是治理的对手,又是治理的伙伴。 现代治理术的兴起,就伴随着各种抵制治理的声音。 有什么样的治理,就有什么样的批判。

就西方历史来说, 当基督教成为治理主旋律,批判也围绕这个主旋律进行。 什么是《圣经》 的真理?这是怀疑由教会所阐发的真理。 如何进入《圣经》 的真理?这是怀疑由教会及其神职人员所指定的进入途径。《圣经》是真实的吗?这是怀疑《圣经》 的真实性,怀疑由教会给出的解释。 批判也可能以普遍的、永不失效的权利, 比如说以自然权利来质疑 治理的合法性。批判还可以从信念的角度来质疑治理, 即不认为权威所说的是真的,试图把信仰建立在自己确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跟风。福柯在《什么是批判?》 的手稿中对批判还提出一些定义,但他在正式演讲中没有说。譬如,批判作为对治理术的原则、方法和结果的怀疑,它提出了所有人的拯救问题。 即批判在根本上涉及所有人,绝不是一个人的私事。 这里,福柯可能参照了康德的说法:理性在私下使用中, 即在职业中的使用应该有限制,但理性在公共使用中却应该是自由的,这是当人以社会一员的身份, 以人的名义向全社会说话。

批判以战斗姿态出现,一方面反对权威、传统和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反对权力的帮手,其中包括人的懦弱、盲从、惰性等。批判就是质疑对人的治理,而治理即是权力联合真理来治理人,所以福柯说批判的作用就是在真理政治的游戏中去臣服, 因此批判就是自愿不臣服的艺术。 批判的关键,或者其出发点就在于一个决定和选择,但不是一般的选择和决定,如选择某个职业,而出自一个“永久性的、决定性的意志”。这里,福柯又回到康德关于启蒙的呐喊:要勇敢地去认识。 没有勇敢,没有决心,那就没有启蒙,也就不能摆脱不成熟状态。说到底,造成不成熟状态的原因并非仅仅由于权威的问题,被治理者缺乏勇气和决心也是一大原因。批判的问题于是被归结到意志和决心的问题。

这种“永久性的、决定性的意志”应该就是福柯多次提到的“习性”(éthos)。 在古希腊语里,这个词指一个人的习惯性格,如习惯行为、举止等。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就用这个词来界定现代人的特征,认为现代人的根本特征就是他的批判精神。 习性,或者秉性,这不是一种普通的态度,而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立场,一种挥之不去的犟脾气。 这种习性就在于通过我们自己的历史本体论,对我们的所言、所思、所为进行批判。 福柯还进一步把批判和他的考古研究和谱系研究相连系。 这种批判以考古学为方法:它并不寻找认识的普遍结构(如康德那样), 而是探讨把我们的所言、所思、所为连接起来的话语;这种批判以谱系学为目的:它试图展示那些把我们变成现在所是之人的偶然性,由此指出一种可能性,使我们不再像现在这样说话、思考和行动。 福柯通过阐述他的批判思想,展示了他的整个思想轮廓。

按照福柯的批判定义,革命运动和革命战略也应该属于批判, 因为革命运动说到底就是反对如此这般的治理,但还是可以注意到革命运动和批判的若干差异。 首先,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的革命运动, 即以顺天应人为号召的汤武式革命,或者以替天行道为口号的造反,它们主要从外部入手, 以夺取国家权力为根本目标,也就是从外部取而代之,而福柯式批判主要在治理内部进行。其次,革命战略有解放,甚至有彻底解放一说,批判则没有这样的解放之说, 因为人永远生活在权力关系当中。 在梁山泊山寨里, 同样有着等级森严的尊卑体系,或者说有着严格的权力关系。 在此意义上,福柯式批判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难得的清醒, 即明知批判也会制造新的权力关系,但仍然义无反顾地进行批判。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他们高唱理性的赞歌,满怀人道主义的情怀,洋溢着乐观主义,他们相信理性会使人成熟,相信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公正,相信科技的发展会给人带来美妙的未来,他们提出了各种改造社会的计划,包括乌托邦设计。 与他们相比,福柯显然没有这样的激情和乐观,在启蒙时代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人类社会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使福柯更加清醒和谨慎。“由于我们不断听到有人高唱,说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缺乏合理性,结果我们面对着我不知是太多还是太少的理性,不管怎么说,我们肯定面对着太多的权力;由于不断地听到我们高唱大革命的许愿,我不知道大革命在其发生地是好还是坏,但结果我们都面对着某种权力的惰性,而此权力无限地延续着;……”可以说,福柯的思想主旨正在于质疑近现代社会的治理,包括各种解放蓝图,质疑真理所包含的权力因素,警惕人的认识能力的扩大会强化对人本身的治理。 虽然福柯并不赞同启蒙时代的所有观点和主张,但他还是继承了启蒙的根本,那就是批判精神。其三,时间性不同:批判的任务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持久的,不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那种奋斗,而是只要有治理,批判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治理这个词现在已成为常用词, 时常见诸报端,但不能忘记,在20世纪,尤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战期间,冷战双方在军事上对峙,并不时爆发局部战争,在意识形态上也针锋相对。 当阶级斗争上升为世界政治的主旋律, 阶级专政的硝烟便遮盖了治理的基本问题, 如治理人员、 治理原则、治理手段、治理代价等方面的问题。 大潮涌来,一些岛礁可能会被暂时淹没,但当大潮退去,被淹没的岛礁又会露出水面。 现在,冷战的硝烟已经尘埃落定,被阶级斗争大潮暂时遮盖的治理问题又再次露面。 打土豪带来的兴奋是短暂的,但面对治理却是永久的。从阶级观点来看,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他坐上龙庭之后采取了若干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但归根到底他还是要进行治理,农民们还是必须面对治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深受贫困农民的欢迎,有民谣说“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种不纳粮的想法,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完全不愿被治理的意愿。 这当然是农民对彻底解放所抱的一种幻想,类似于启蒙的天真, 即梦想理性达到自主和自律之后可以不再服从,由此彻底摆脱治理。退一万步说,即使李自成坐上龙庭,李皇帝也必须进行治理,而农民则必须一如既往地完税纳粮。社会人永远都面对治理,但批判或批判态度却由此而起。批判与治理如影随形。

自我是什么?自我就是和自己的关系。 福柯对自我的这一定义,一开始就以造就自我的各种因素来界定自我。 和自我相关的不是什么自我的本质或者自我的普遍概念,而是一系列自我实践和自我技术,而这些都是在一定的自我文化中发生的。 如在古希腊的自我文化中,“记事本”的使用就是形成自我关系的一项重要技术:人们在记事本中记上各种人生格言、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准则、名人名言, 老师说过的话、朋友的忠告、 自己的感想、 自己要做的事情等,不时拿出来翻阅, 由此就慢慢形成了一种和自己的独特关系。 阿西比亚德师从苏格拉底,他就被要求首先要学习关注自己, 只有首先学会关注自己, 以后才能关注他人, 因为治理他人的先决条件就是治理自己。但从基督教开始, 自我的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以前的自我实践和自我技术开始服务于新的自我文化:如果说古希腊人在散步时,看到什么人或物, 自问什么取决于自己,什么不取决于自己,主要关注自己和外界之间的控制关系,那么在基督教之后,譬如说当神学院的学生在散步时,他看到什么,他会自问什么体现了上帝的恩宠,想到造物主的伟大, 由此他确立了自己对上帝的服从关系;如果说古希腊人的记事本主要是格言汇编,那是为了加深对人生准则的记忆和理解,那么后来的基督徒则必须在记事本上记上自己的所有思想活动,他必须深挖自己的灵魂深处,检查其中是否隐藏着可能使人堕落的肮脏思想, 由此开启了自我审查的时代。

自我,初看好像是一个自然的客观存在,有其独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或属性。要理解自我,就要从这个超越时空的不变本质出发。 福柯的思路不是这样,他的问题是:这个自我是怎么来的?它的形成条件是什么?福柯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自我不是什么自然的客观存在,而是在一定的自我文化中, 由一定的自我实践和自我技术造成的。福柯的这种思想有些和佛理相吻合。 有一个故事说,一位达官贵人去拜访一位修行朋友。 贵族衣着华丽,地位又高高在上,看到修行朋友的拮据生活,不免对人生的不同命运大发感慨。 可修行人却说,你我本来不过是一片树叶,一阵风吹过来,把你吹呀吹,把你吹入豪宅深院;而一阵风把我吹呀吹, 吹入墙角,又吹入粪坑。 可以借用这个故事来解读福柯关于自我的思想。 什么是“真”?一个是达官贵人,锦衣玉食,地位显赫;另一位则贫穷潦倒,甚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这些都是“真”,也是贵族眼里的“真”。但修行人的“真”不是这样,他的真理观是:人际所谓差别不过是由“风”这类偶然因素造成的,人实际上都是“树叶”。按佛教的说法,贵族太注重“身份”, 明显陷于所谓“我执”, 陷于“我”的各种具体的“相”,误以为“相”就是“真”,而没有认识到“我”就是无,色就是空。 并没有一个原始的“我”,没有什么本我和真我。同样,在福柯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形而上的“真”,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中所认为的“真”都是由相关条件造就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疯子在近现代被关押?是什么原因导致精神病院的诞生?并不是因为最终发现了疯的不变本质或真相。 是什么原因导致近现代监狱的诞生?也不是因为发现了什么是犯罪真相。 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近现代人孜孜不倦地谈论性这个主题?当然更不是因为发现了所谓真正的性,作为人的本质的性。所谓真正的疯、真正的罪、真正的性,这些形而上概念,包括每个人的自我、 真我、本我,实际上都是由“风”那样的因素造就的。康德的思想被认为具有革命意义:在他之前,人们从外部认识世界,而康德则发现人的理性本身就有局限;在认识外部世界之前有必要首先认识人的理性。 这种认识论的变化被视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由此来看,福柯的思想也具有革命意义:他的研究就像上面那位修行人的话,把所有关于人的永恒本质的神话都归结到类似“风”那样的因素。

人总要通过什么,总要通过某种自我实践和自我技术来形成自我。 没有自我实践和自我技术就没有自我。 或者有什么样的自我实践和自我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自我。在此意义上,自我就像水, 而水的形状取决于容器的形状。 在此层次上,福柯的研究基本上就是探讨造就自我的各种因素,探讨他所谓的限定性,他研究这些限定性的成因、走向、与什么因素结合, 以什么名义运行, 由此导致了什么样的自我。但研究人是怎么来的,说到底这还是手段,福柯的根本目标却在于指出人的自我创造的可能性。人为什么要自我创造?或者自我创造为什么可能?因为我们的自我本来就是由多种偶然因素造成的,本来就是风云际会的结果,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本性,再说现在的自我当中就包含了前人的选择。 福柯反复说, 问题不在于去发展自我,不在于发现自我,而在于构成自我。 总之,自我并非一开始就是被给予的实在。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以波德莱尔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现代人的习性:身为现代人,并不是接受由时事造就的我们的自己,不是去发现自己,不是去寻找自己的秘密,不是去寻找自己的被掩盖的真相,而是去创造自己。“我”没有真相,这就是“我”的真相,或者说,真相即为无相。

在“什么是批判?”的演讲中,福柯把批判定义为对治理的质疑,对治理原则、治理方法、治理代价和结果的质疑,而在《自我的文化》和《什么是启蒙?》等文章中,福柯则强调自我的创造。批判和创造,或许可以在此看到本书编者把“什么是批判?”和“自我的文化”放在一起的用意。 批判既可针对治理,也可针对自己,也就是可用批判态度来对待自己,不把自己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存在,而是质疑自己,质疑构成自我的原则、方法和代价,把自己当成是一件有待于精心制作的艺术品。 而无论是质疑治理的批判,还是质疑自我的批判, 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启蒙的精神。启蒙的实质就是批判,就是走出不成熟状态的勇气和决心。 在《什么是启蒙?》一文的最后,福柯说他不知道是否有朝一日我们会变得成熟;我们经验中的很多事情使我们相信:像启蒙这样的历史事件并未使人变得成熟, 至少我们现在还不成熟。从福柯的批判和治理的关系来看,启蒙恐怕应该是人类永久的任务,但不管怎么说,既然现在我们还不成熟,那么启蒙至少应该是一项现实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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