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异域不再风情—田野调查的省察与进路

来源:社会学吧
作者:许中波

曾几何时,在国人的心中,异域总是充满风情,它经常被想象为这样一个地方:平静的海滩上摇曳着高大碧绿的棕榈树,星驳的树荫透过间隙洒下热带的阳光,远处瓦蓝的海面漂浮着几叶扁舟,冲浪者在欢呼,比基尼在跳跃;羽毛的头饰在音乐中飞舞,作响的银器围绕篝火欢唱,印第安土著重拾历史的光荣与梦想,时光倒流,岁月恍惚;咖啡的香浓弥漫心灵,探戈的舞步挑逗神经,华尔兹的旋律在酒杯中激荡,街角尤现,西班牙女郎。可恨的是现在,幻想的你正站在北京的冷风街头啃煎饼果子。

玩笑场景暂且放到一边,至少从普通人的角度而言,异域旅行在尚未到来之前总是充满了别样风情。而作为人类学成年礼的长时期田野调查,在肩负获取学位这一现实目的的同时,更成为了年轻人类学者获得最初异文化认知的重要学术历程阶段。无论小说、云游笔记还是正规的民族志,在造成知识生产分野的十字路口,那些基本的感官体验大致是相同的,只是知识固习和服务与解说对象的不同,才造就了多样的文本阐释模式。事实上,当今全球化的变革已经导致田野的境遇也应之发生了改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场具有里程碑式的讨论中,民族志、田野调查、人类学学科、文本撰写的方式都被极具震撼的后现代性解构,[1]相信有关这方面的探索与争论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但是之如“解构导致虚无”的场景也并未在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论调中成为现实,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诸社会科学学科仍然在阔步发展,人类学的激情也并没有在无止境的认识论争论中停滞不前。

其中,以中国人类学为例,由高丙中教授担任负责人的北京大学人类学系海外民族志团队,业已付梓出版了《信徒与公民》[2]、《“习以为常”之蔽》[3]等杰出之作。此外,以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包智明教授为主任的海外社会研究团队,更是将全部硕士研究生分批次派遣到世界各地开展田野调查,[4]预期的成果相信会不负众望。兹此枚例,更多学者和机构正在将眼光放至海外,伴随国家“走出去”战略和横跨欧亚非“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对通晓对象国语言及文化的人才需求已近燃眉。在更大范围内,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对全球贫困、教育、城市生活、妇女儿童、医疗卫生的关注,也在千年发展计划中被全世界领导人所认可。[5]这样一份广泛的有关全球生存与发展的愿景,倘若没有中国人的参与和努力将是不可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千年到来之前,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情怀的中国人,势必会在五洲之内塑造经世济民的大国形象。但要突破近代以来的“天下观”以观天下,突破“九州”、”五服“以来的传统世界想象方式,除了对第一手资料的关怀将无路可寻。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脱离世界知识的积累而另辟蹊径,在功底扎实的西方知识体系中,我们曾落后或者不屑一顾的方法与格思,是不应被忽视的。而真正的方式方法,如果未能创新,那么师夷长技、西学中体的先哲经验也可算一条可循之迹。基于如上思考,并结合笔者目前在墨西哥的研究和学习现状,本文意欲对田野调查中的些许感惑作一二探讨,以资学界同仁镜鉴。

1、语言水深,还得趟着走

笔者身赴墨西哥接受田野洗礼,个中因由也可算因缘际会。初到墨西哥的时日,和所有身负解说使命的人类学人一样,我满腹期待沐浴异文化的激情,甚至无知地在等待“文化震惊”来袭。然而可笑的是,肾上腺素、荷尔蒙类的激素总是来的那么短平快,甚至还没有在朋友圈的照片中回过味来,吃住行说的问题就已经把人缠绕的筋疲力尽。我不禁怀疑,当初在努尔人中穿行的普里查德以及气急败坏的贝特森是如何生活在那片“文明不毛”的土地当中。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背景下的全球化运动,已使“原始飞地”的调查地点难觅,科技革新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使个体在远隔重洋的时空中不再陌生。以笔者学习的西班牙语为例——并没有所谓的新鲜感让你引以为豪掌握了一门多数人不懂的少数群体语言——西班牙语无论在语音体系的成熟程度上还是言说受众的范围广度上,都不得不承认它已成为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通用语言。从地图上看,砍掉加拿大和美国,在整个美洲地区西班牙语基本是通行无阻(考虑到西葡语系的相似性,巴西不被排除在外;即便在美国,拉美裔社区也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同时,西班牙语也是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完善的教学体系,轰炸式的文本信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西语世界中传达的讯息都足够一个人不停歇地学习一生,乃至不竭。而急于在已有文献或其他媒介中获取调查材料的欲求,反过来使对语言的恐慌雪上加霜。

相信每一位有过国外田野调查经历的研究者在搭乘飞机奔赴异域之前,多少都会带着些许语言上的惶恐,交流上的困难不知如何克服。碍于学识上的浅薄,我的研究对象并非纯粹意义上的他群,而被限制在他群中的我群。一方面,美其名曰这是在为企业和国人更好的走出去服务,另一方面,出于更现实的考虑,语言方面的准备不足也必然令异群体调查举步维艰。甚至在墨西哥月余已久的今天,那份忐忑也是不能被掩饰的。

但回避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近期离世的安德森先生在和王炎先生的对话中曾提到,他很赞同罗兰巴特这一看法:巴特认为,观察文化现象时要掌握当地语言,这是研究的新开端,即使花大量时间,再辛苦也值得,然后才是观察、聆听。[6]沿着学问大家指明的道路,我硬着头皮每日游弋在西语的单词和语法中,因为期待原汁原味的表述体验还是难以抗拒的。只是语言学习究竟要多久,程度要多深,它和研究互为犄角的对抗中,如何把握两者的平衡点实难合理考量。

前一段时间,我跟随友人有幸旁听了一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有关玛雅文化的讲座,拗口和复杂的人名、难以理解的建筑风格、古怪的艺术线条、神秘的祭祀仪式,这些原本让人充满兴趣以一探究竟的疑惑,皆在颤音此起彼伏的西语中把人打蒙,侥幸还有辅助性的幻灯片能够起到思路引导的作用,否则真的会让我在昏昏欲睡中落荒而逃。而在已经出版的人类学专著中,我们可以真实获取研究者语言学习经历的表述却为数不多,只是一些有限的线索让我们能够揣测研究者彼时的境况。而语言的力量在学科体系中到底获得过什么样的重视,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历史的认识。

博厄斯对语言学的浓厚兴趣,在他结束早期对因纽特人的研究后,逐步发展出了“语言相对论“的理论基础。及至博厄斯的学生提出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解调查对象观察世界方法的媒介,而被广泛重视,尽管它没有被证实,但也没有被证伪。同时期另外一名杰出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珊瑚花园和它们的巫术》二卷导言中,就巫术语言翻译问题论述了文化背景之于准确了解语言原义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对语言的关注多始于少数民族群体研究,纳日毕力格先生曾就语言研究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有过专门论述,民族学者戴庆夏先生亦就民族语言与民族特点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有益的探讨。[7]由此可见,语言浇筑出对文化和现象理解的大道,已经得到过学者们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的困惑和不解在成为经验之前,排斥的心理还是自己慢慢克服为好,期待同我一样的人类学牛犊在趟过齐腰深的语言沟渠后,都能顺利到达浅滩。

2、计划和现实斗争,向新思路妥协

中国人类学对海外遗失的兴趣,正在从20世纪“国家化”的运动中解放出来。被释放的激情不仅源于学科正统性的需要,更多的来自于一个强大的政治共同体在力量辐射时产生的扩张诉求。同时,它的目的是清晰可辨的,一方面在于由彼知己,另一方面在于真实的了解曾经想象中的世界。在学科体系中,从世界上最古老的人类学学系——牛津大学人类学系——走出的那批学者,业已建立起力求科学的田野调查规范,以学术为业者总是要参照前辈们制定的研究流程,以便让研究结论有据可言。我在开展田野调查之前的研究计划,洋洋洒洒也数千文,但是虚构、设想和想当然的痕迹四处可寻,甚至在我内心中,它也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真正的调查开始之际,那些悉心准备的资料和言辞并没有获得调查对象的青睐,甚至会使人提不起兴趣,“要不我们聊点别的吧,你问的这个太没意思了”。这种窘境带来的困惑,让我曾寄希望于毅力和坚持,因为我相信真理总是在乌云之后。不过,项飚先生的经历提醒我,需要耐心才能克服的访谈一定是出现了问题——“我和IT工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的表达自己的观点。“[8]我也曾怀疑过,真正顿悟并使研究计划获得新生的场景一定会在每一次田野调查中出现吗?格雷戈里·贝特森的经历不禁会让人产生犹豫——这位被学界批评意识流多于人类学气质的人类学家,最终都采用了展示研究过程作为研究结果的方法,[9]想必像项飚式的顿悟还是幸运的成份多一些。

当然,这不可以也不应该成为我为困难找托辞的理由。相反,这两位人类学家的经历使我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要避免没有意义的调查和在原材料获得新生之间是有技巧可寻的。执意和现实进行斗争的结果,只能是在做重复性的砌墙活动,材料或许积累很多,但因为没有规划,而不能成为一座城堡。我在不间断地同研究对象接触的同时,将目光也适当延伸到了社会组织和其之间的关系上,当潜伏在水面之下的联系浮出水面,那种欣喜还是让人精神振奋的。

在联系中拉出立体维度以求梳理出分明的层次,在欣喜之余,这又成为了新的困扰。大量文献的阅读以及研究理路的临摹,在现象生活中并没有起到抽丝剥茧的作用。观察始于感知,理论指导实践,在闲暇之余偶尔阅读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开始显现魔力。“政治经济学帮助我们从物质生产、消费和分配的关系里看出人和人的关系“,这正是项飚先生在《全球猎身》一书中提出的“民族志方式的抽象化”的基础。事实上,当我们的思考停留在现象层面太久,它导致的惯习化思维便很难去除,尽管我们具备局外人的身份,并多数时候能从自我视角出发观察现象,但因为文化背景差异而带来的所谓新阐释总也避免不了过度阐释的嫌疑,这会导致认识论上的虚无主义。所以从大的政治经济层面出发,现象中的共性成为了我合理把握抽象程度以及解释程度的标杆。

每日进行抽象思考的同时,我也会和一些当地朋友偶尔探讨贫富差距、城市污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孰优孰劣等问题,尽管聆听多于争论,但是在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上,我们的共识超越了分歧,之如: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必然要消除被多数人诟病的现象和体制;贫穷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墨西哥人和中国人比,前者更热情;要想出去旅行,首先得有钱和车。我在笑声中获得了认同的满足,这种陌生中的熟悉感让我仿佛置身于昔日的朋友中间。而不可一笑了之的是,在陌生中寻找熟悉,并非因为我们文化有共性,而是因为我们处在宏大世界体系中相同的位置。于是乎,我的研究在走向抽象思维的同时,更抹上了星点哲思。

分析到这里,事实上,新的研究计划已经同曾经的主题偏离甚远了。尽管如上的分析让人欣慰,但是面临来自外界的苛求,新的研究计划并不一定能一帆风顺地推进下去,它脱胎于跳跃的想象和看似有根据的协商,而在实际成为系统性的文本前,势必还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让我想起从科尔多瓦走向波托西的马队,它们在变换遮掩物和路径到达骡马市场前,所有乔装打扮和抄小路躲避马贼的方法都是无关紧要的,而最终呈现的结果:马还是那些马,只不过从新郎装换成了迷彩服。[10]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硕士研究生,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生;研究方向系拉美社会文化及海外华人社群研究;目前正在墨西哥开展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

参考文献:

[1] 克利福德. 写文化[M]. 商务印书馆, 2006.

[2] 龚浩群. 信徒与公民[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康敏. “习以为常”之蔽[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4] 包智明. 海外民族志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常态[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5-8.

[5] 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

[6] 《读书》2005年第一期王炎, 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民族的方法[J]. 读书, 2015, (01).

[7] 纳日碧力戈. 语言人类学[M].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0.

[8] 项飚. 全球“猎身”[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 高丙中. 民族志是怎样“磨”成的?——以贝特森的《纳文》为例[J]. 思想战线, 2008, 34(1):17-22.

[10] 布朗. 阿根廷史[M].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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