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终特刊:争鸣(社会学)

作者:王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思想之花总是在碰撞与交融中绚烂绽放,“争鸣”往往成为这一华彩时刻最初的见证者。徜徉于新知、新论的海洋,享受人文思想的凝练与升华,使我们在新征程中不再踌躇,充满自信地努力前行。2018年1月9日,本版与读者分享了过去一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历史学关注的争鸣热点。本期则概要介绍2017年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热议的部分话题,虽不免挂一漏万,但期待“回首思想”能够成为我们一同前行的能量源泉。在新的一年里,本版将继续秉持以往的宗旨,为学术界提供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欢迎学界同仁踊跃投稿!

社会学

2017年,国内社会学界沿着学术发展的既往足迹,继续保持着不懈的探问。众多社会学者的讨论体现了社会学界对建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努力。纵观2017年的中国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立、费孝通思想研究等问题热议不断。

本土化探索殊途同归

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议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成长,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纠结于自己是否有独立的自我。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学者都在不停地追问如何实现本土化,却很少讨论什么是本土化。因此,中国社会学家一直在探索,尝试建立一套理论体系。2017年,经过不断地积累、反思和交流,社会学家的本土化理论体系也渐趋成熟和明确。

谢立中尝试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以此来建构中国的本土化。他分析了“后西方社会学”、“非西方社会学”与社会学本土化,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既可以是前者也可以是后者。因此,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确立需要我们更加明确立场和目的。他认为,后西方社会学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在非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二是在西方国家继续得以发展的社会学。后西方社会学,其实似乎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视为非西方国家“社会学本土化” 的结果。在考察了非西方国家(地区)里发生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之后,他认为非西方社会学,“不仅尝试在研究对象和理论(概念、命题)方面完成激进或彻底的本土化,而且在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实现激进或彻底的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学完全用“本土”替代“西方”,形成一种在研究对象、理论(概念、命题)体系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完全具有本土性质的社会学说(《后西方社会学:是何以及为何?》,《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2期)。

与此将社会学本土化的尝试进行明确分类的努力相比,存在着另外一种认知视角。王宁认为,围绕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产生了两大阵营: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反对者。这两个阵营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是建构了本土和西方的明确界限,因此也便有了明确的本土化的奋斗目标。他认为,社会学本土化的讨论应深入到“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制度根源问题。知识创新力不足问题解决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他进一步分析,知识创新力正是学术制度与文化的产物。所以,王宁提出的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策略,既寄希望于中国制度与文化,也寄希望于中国学者的自我省思(《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热议社会学话语体系

伴随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社会学的迅速发展,确立其在国际社会学中的地位已成为中国社会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在经过多年反复讨论后,2017年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本土意识和对话意识,形成对此问题的讨论。

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学的本土化紧密相连,在中华文化的脉络之中寻找话语体系的建立是学者的重要研究方向。这与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社会强调多元性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本土意识,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强烈的特殊性诉求。

景天魁从“群学”的起源开始梳理,认为中国社会学始于荀子。因此,他认为只有进行这样的学科史的梳理才能找到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基础和独立的话语体系。“从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基础,可以找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因和源头;可以找到厘清当代发展来龙去脉的头绪,找到建构新的发展逻辑的深厚根基;可以找到与西方社会学对话,并能弥补其不足的中国话语基础。”他精选出34个概念,将其中4个(群、伦、仁、中庸)确定为基础性概念,将30个基本概念区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个层次(《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历史基础》,《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与在本土文化中寻找社会学话语体系建立的目标不同,本土方法与国际方法结合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这与中国社会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紧密相关,也与社会学寻求宏大理论解释的历史传统相一致。王思斌认为,只有立足中国重要社会实践、对国际已有理论概念的拓展性研究(边缘性共同话语) 能更有效地实现学术创新与增强话语能力,并总结出四种研究类型:“中国概念—中国事实”,“通融概念—中国事实”,“拓展概念—中国事实”,“外来概念—中国资料”(《积极促进我国社会学学术创新和话语能力建设》,《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探索费孝通晚年思想转变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一环。他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在费孝通研究热潮中,基于他对社会学学科构建的贡献,学者们正在尝试构建一套中国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在2017年,社会学者对费孝通的研究热情依旧高涨,他们对费孝通的社会学遗产进行了解读和挖掘,如张静《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周晓红《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1期)。其中,关于费孝通晚年思想的转变,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周飞舟认为,费孝通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在“差序格局”中“推己及人”,晚年身体力行,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是真正的“文化自觉”,即在具备良好科学训练的同时,也具备对所身处文化的与生俱来的热情和责任感(《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2017年第4期)。而在此之前,吴柳财也对费孝通晚年思想的转变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与既往的解读不同,他认为“文化自觉”一直存在于费孝通社会思考的脉络里。从“文化自觉”的心态意识到晚年深入谈“精神世界”的心性层面,费孝通确立了社会价值主体在人、在于人性的中和位育的社会科学研究理念。费孝通晚年的转向表明他对社会伦理根基的探讨已经从结构系统转向伦理关系,最终深入心性层面(《费孝通社会学方法论的转向——从〈生育制度〉出发》,《社会发展研究》2016年第4期)。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学的自我反思和展望在一定意义上依然建立在西方社会科学奠定的基础上,从长远看便是建立在轴心文明中的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下,而无法呈现一种中国文明的特征。因此,只要我们依然遵从西方轴心文明的思路进行思考,中国的本土化始终是不完全的、无法自立的,中国学者也始终不会获得独立的成长机会。这当然不是彻底否定西方文化,而是寻找一种自我意识,一种文明的自我意识,也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意识。本土化应该被视为一种理念,而不应为之定性或定型。每个学科都应有自己的解读,但应将其视为动力的所在,多元的本土化理解才是社会学繁荣发展的动力。

(王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科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