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作者:毛秋野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门外汉,只是初高中学过中国古代史,有个印象是,中国古代是封建专制时代,但是看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才知自己之前的印象是多么的简单粗暴,书看完之后我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史才有了一个比较粗略但完整的认识,才知道中国古代不全是专制黑暗的,各朝代的问题都是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制度原因。

这本书原本是作者的讲稿,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大家觉得中国传统的那一套不对,不管是政治也好,思想也好,都要学习西方,对中国历史的自信降到低点。作者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看到了大家盲目强调学习西方,而对自己传统的东西嗤之以鼻,所以这本书也就有了这样的意义:唤起民族自信,提醒人们不能盲目学习西方,要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中汲取经验吸取教训,从而以史为镜古为今用。

作者主要讲了汉唐宋明清这五个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每章分别介绍每个朝代的政府职权分配、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役制度,并对每个朝代的政治制度都做出一番得失点评。在讲述的过程中,作者非常重视制度与人事的关系、制度的配套性、制度的流变、制度的实际需要和用意、制度的实际利弊(依据是历史意见)、制度的地域性、制度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这七点。

讲到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两点是必然不能避免的,一是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对于皇权与相劝的关系,作者通过介绍皇室、政府组织的来源、设置、演变,阐述皇权逐渐强大、相权逐渐弱化的过程。一反皇帝专制的常识,作者认为皇室和政府最初在秦汉是划分开的,秦汉以前,宰相愿意为皇室的私臣,秦汉以后,宰相成为政府首脑,政府实际事权在宰相,皇帝反而插足的并不多,即使皇权逐渐强大,但皇帝仍不能为所欲为。例如在唐朝,皇帝诏敕不经中书、门下省签发,是无效的,“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在明代,开国皇帝精力旺盛,独揽政治大权,不设宰相,而成为国家实际的宰相,内阁只供皇帝恣诹。在清代,才是部族政治,皇帝依靠秘密政治独裁。“专制”二字不能简单概括中国传统政治。

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者崇尚两汉吏治,对中央并不高高在上、地方行政自治权大、中央地方官员升转灵活等十分推崇。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尤其在中央派驻地方的监督大员掌权后,地方政府被架空,凡事级级向上请示,越来越无实权。例如宋代,军权、财权、人才均集中在中央,地方贫弱,从地方行政到中央,层级太多,导致管官的人比管民的人还多。逢遇战事,无力各自为战,“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

讲到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的必然是人事,由什么人来做官,便是不能回避的问题,这就必须提到中国的官吏选拔制度。

作者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民众通过选举参与政治,而其实中国早就通过科举制度将政权向民众开放了,通过科举考试或推举的贤人便是民意的代表。中国传统政治抉择往往不取决于多数,而常求取决于贤人。“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例如,魏晋时期,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才,以使地方人才不致流失;汉朝的选举付托于地方长官而非一般民众;隋朝开创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都成为古代中国选官用官的渠道,使得有才的人得以入仕做官,因为是考试,很多平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政权向普通民众开放。唐朝的诏书先由诸位中书舍人各自拟稿,所谓“五花判事”,再从中选定加以润色。中国传统政治的内核是精英政治、贤人政治。

至于贤人政治的后续,无论是汉朝的乡举里选,还是唐朝后一直延续的科举制度,都是统一标准全国性选拔人才。“中国政权,因此开放给全国各地。”中央政府的权力自此掌握在各地选拔出来的读书人手中,无封建、无贵族、无资本,反而形成士人政府,达到了一种全国性的通融,社会不致隔绝、不致分离,维持了长久的大一统局面。尽管国家节制资本、重文轻商,发展到后期,读书人除了做官无其他出路,社会“官本位”观念成风,官僚系统也逐渐臃肿庞大走向没落,同时,也由于社会是扁平的,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没有能跟皇权抗衡的势力,皇权越来越大也与此多有关系。即便如此,作者仍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里一最应着眼之点。”

读书的过程中,我尤其注意到作者对清朝政治制度的论述。因为往往我们言必称中国古代,但是忽视了元、清这些朝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特殊性,特别是清代,作为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最近的朝代—清代,我们以为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典型代表,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都如清代一般,因而清朝的黑暗专制是中国历史的常态,其实不然,清代只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作者提出了部落政权来描述清朝的统治制度,整个满族部落是皇权的支撑团体,皇帝通过奴化知识分子、表面上的讨好民众、秘密政治来维持专制统治,这与历朝历代都是不同的。作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清朝历史:一个完全凌驾于汉族之上的部族政权,将历朝的皇权最大化,完全摒弃政府的事权,皇帝通过寄信上谕牢牢将权力握在手中,直接掌控各地要员。政府机构设置官员,封疆大吏多为满族,朝中重要官员必一汉一满对应而来,且副手也可直接对话皇帝……诸如此类对汉族的压制和不信任、对知识分子的奴化。孙中山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意义即是在此。

当前,中国已经走到一条全新的路上,但传统政治的积弊不但是历史,更是我们民族的现实。在那个年代,当一切历史连带传统和习惯都被打倒,我们的民族也失去了共尊共信之心。在今天,中国已经迈入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改革也在一步步进行,“四个自信”成为一种官方普遍宣传的理念。我们不仅要对我们的制度自信,在进行制度变革时,与其直接学习西方,也要学习借鉴我们古人的智慧,可能会更加适用于我们自己的整体,在制定每一项制度时,全面思考制度与人事,让制度与一时一地的背景相应,并且要注重制度随着时代变化的创新,以使制度保持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