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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作者:張天一

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讨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权分配、政治组织,从选举、经济、军事等角度详细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他在文中反复强调,任何制度都是有利有弊的,评判的关键依据在于制度实施时的真实反馈。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我们需要尊重历史中客观发生过和存在的,不能仅凭现代理论或熟知的价值观做出主观推测。

制度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代表性。每项制度的背后都有其理论思想和历史原因,如果只就事论事,抽象地讨论某一时期的制度,既不合理也不严谨。钱穆先生认为,政治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机构,决不会随随便便无端产生出某一制度。一项制度从制定到执行,涉及的社会因素繁多复杂,带来的社会影响不能一概而论,需要设身处地,剥茧抽丝,充分考量。

制度是动态的。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服务现实情况,如果情况有变,制度也将相应调整。因此,制度评判也应是动态的,紧密结合实际情况。此外,成熟理性地分析制度需要明白,没有永远的好,也没有永远的不好,因为“若一项制度一直好,则会使政治窒息,不需后代人来奋斗努力;惟有制度出错,才能让人保持警醒,始终保有改进努力的心态”(35);更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制度不断被修改、被推翻,但制度背后的核心观念需要被发现、被提炼,“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56)。

中国传统社会鼓励书生考取功名、走上仕途,造成了读书人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官,所以钱穆先生“诊断”中国传统政治有臃肿病。这一现象的优点是,官员可以在政治表现中试炼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与实际得以结合。弊端则更加明显,大量知识分子集中到政治一途,文官的社会地方不断上升并愈加牢固,很难再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与文官相庭抗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也许是有鉴于唐朝藩镇的跋扈,明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196)。“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值得被称颂、被学习,但当是否能写出精彩文章成为衡量一个人甚至一群人的主要标准时,社会价值观已经偏离失衡。受篇幅限制,钱穆先生不能在书中辅以更多史料,但结合相关书籍文章,可以看出,受文人当道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务虚的社会。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水利工程,不同朝代都出现过“不是专业人不干专业事”的纸上谈兵事件。一方面,有志有才之人拥挤在从政做官之道,另一方面,工商等社会其他行业鲜有人问津,再加上繁密的法令制度,重重束缚,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社会难以革新、没有起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制度面向社会大众,应当是无私的。当然没有绝对的平等,但公私之间可以权衡。钱穆先生认为,有私心、谋私利的只能称为法术,而不是制度。清朝的政治制度恰恰有许多私心,所以他在本书中作了严厉批判,言辞虽然激烈,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少数民族政权抑制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不禁让我联想到孔飞力的《叫魂》。也许在钱穆先生看来,那场惊动全国的“妖术”恐慌正是清代法术的直接印证。

制度是在宏观层面制定的,但却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清代中叶以后,丁册不再需要,于是一个国民,如果没有田地,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违反乱纪,可能永远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也许在富足的和平社会,不少个人甚至会拒绝主动与国家发生任何联系。但是,如果个体的信息无法传递汇总至政府,那么执政者很难对宏观形势做出准确的判断,也更难顾及到那些弱势人群。

钱穆先生提到立国关键在于向心凝结,全国人民要有共尊共信心,颇有感触。想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是帮助、促进国民建立共尊共信心,虽然可以高度总结成标语、口号,但是只有渗透在制度中、落实在行动上,才有可能实现,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浮于表面。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但社会过于平铺,所以缺乏组织力量。确实,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社区建设还停留在政策执行阶段,民众自主自发的意识和力量都比较缺乏。然而,共尊共信心恰恰是自下而上积累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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