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跨越边界的社区》

作者:程

第一章首先讲了一个理论的偏移的问题及问题意识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创造出的概念来衡量自身,将自身视为对立的“他者”,认为自身是“落后”的,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的“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对西方理论的坚持(西方中心论)导致了违反经验事实的研究和论点,就比如书中提到的三个关于中国社会的“关系”的研究的问题(特例化、泛化并实质化、片面化)。作者在此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关系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

第二点是在对浙江村这一现象的认识中出现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模式,“现代”vs“传统”,“城市”vs“乡村”以及迁移的问题。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现代和传统是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

在这一系列问题和关于对“浙江村”的治理当中,认识到了西方理论对本土的不适用,以“结构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并不能很好的明白个人和网络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总体和具体之间的断裂。一方面是政府在管理“浙江村”时,在制定决策与执行决策时发生了矛盾,最后只能以“一刀切”或“走过场”结束;另一方面,在“中心-边缘”这一结构中,为何来自边缘地带的“浙江村人”会“逼”着制度不断调整。

作者从而提出了从日常行为出发,回归到事实本身,基于对人的具体行为的直接观察,并把握住“浙江村”的诸多细节,形成自身研究的主体性。在观察中形成认识,实践中形成的本土的理论,再从这一认识中进一步去理解浙江村。在理解中,互动不断深化,进一步的认识对方。

第二章中,作者讲述了他的调查思路。在调查过程中,作者意识到“浙江村”与传统的乡村是有很大的变化的,“浙江村”是人口流动的产物,它时刻处在变迁之中,没有自发的结构,跨越了传统社区所拥有的边界。并且在大社会中,一切都是动态的,快速变化的,而“浙江村”又是大社会的直接组成部分,所以,在面对“浙江村”,应在绵延中“等待”,从“结构”到“建构”,去发掘这一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而“浙江村”之所以是跨越边界的,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在时空上严格界定的单个社会,它更是具有必然的对外开放性,在很大程度上“浙江村”的经济和日常生活是依赖外部的,1996年以来的装饰布料市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作者在接下来的对“浙江村”的发展的观察中提出了这本书最关键的原创性概念“系”,“系”的概念源自于作者对老乡圈的观察。在“浙江村”的流动史中,发现流动与亲友有紧密的关系(链式流动,“先走带后走”、“师傅带徒弟”等)。到了北京,又在生意关系上发生了互动,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系”。

“系”的基本结构是亲友圈和生意圈的组合,二者发生了重叠+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核心系”(某一行动者,例如在盖大院时期出现的“大人物”),协调着两种关系的互动作用。“系”成为了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单位,它塑造了人们的“共同意识”,在面对某一事件时,都是由系内共同形成决策。“系”这一结构,又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作用。它保证了经济运作的基本规则不受干扰,而非经济关系为经济运作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它形成了对经济关系的潜在的监督,即“锁住”。关系越近,越能观察到对方的问题(很轻松的对对方形成了监督,规训的凝视内化),及时对对方的行为进行惩罚。

不同的关系组合,相互作用。经济的发展中,“系”的重叠越发密集,不同“系”之间的亲友/生意关系联系、合作增加。在这一情境下,任何消息的快速流通,资源的调动范围遍及全国,形成了“扩散式流动”,漫天飞的人们在相互之间形成紧密联系,最终建立了“全国流动性经营网络”。同时,又作用于“浙江村”,提高了内经营网络的效率。

第三章中,通过对周家的日常生活的描写,发现他们生活体系的时间安排是有着明确的分工,“系”在这里发挥着协调作用,使得生活有条不紊。人们在这里的日常接触也紧密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张人际关系的地图,生意和亲友的关系既重叠,又分得很开。对待朋友的人情不能太冷漠,也不能太热情,实事求是,更不能随便问人家的底细。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充分的信任(信任其实是“锁住”的表现)。另一方面,“浙江村人”认为合作出现矛盾是必然的,所以能分的时候马上分。“系”的协调作用在这一细节中再次体现。

第四章中,社区的源起是由最早的三个系(刘、钱、姚),这三个系带出了不同的“流动链”,引发了“链式流动”,不断将新的经营者带入北京,奠定了“浙江村”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开始了与工商、公安部分的游击战,最终逼迫政府部门的调整与让步,撕开了城市流通体制,为“浙江村”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我们同时也会发现,“逃避”从这一时期开始成为了“浙江村”发展的重要逻辑(与第六章联系起来)。“逃避”的策略是对现行制度的冷漠,不与国家发生正面冲突,更不为制度所认可,但选择任何行动,无论是发声,还是退出。因而导致它难以监督、惩罚,并有形成集体意识的行动的需求和可能。因此,清理不仅对“浙江村”的经济没有任何影响,还直接促进了内部合作关系的发展。

“浙江村”的发展与温州市的改革总是走在全国的前面。当新的政策出来后它们又以此为跳板,走在前列。也正如作者所说的“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继续了很大的改革是能。当体制作出调整之后,进一步的变化又将到来。”

第五章,“浙江村”内出现了新的变化。对外“登堂入室”,对内“代销”;加工户和包柜台的形成初步的分工。“浙江村”的产品占据了城市核心的商业领域,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城市社会的经济体系。

“代销”,作为新的经营关系,以代销关系为基础的生产者和销售者都以自己为中心“各自拉着一张辐射网”(强网络性,“系”的典型结构),不断的发展出新的亲友圈等。

新的合作关系的出现再次引发“流动链”的变化。发展出“能人原则”、“自己人原则”(直接的亲戚或朋友)。“自己人原则”是在“能人原则”之上产生的偏离,因为帮派之间的争斗使得人们产生担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是,政府和工商局意识到了“浙江村”这个对象,并得出“不宜久留”的结论。但在这一赶-跑-回(避其锋芒)的过程中,疏导没有任何效果。“当一个迁移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它会反过来维持和促进迁移行为,使迁移行为逐渐独立于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形成自主性的结构。在‘浙江村’的案例里,这个‘自主性’又包含了体制上的内容。”

第六章,通过“皮夹克热”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更鲜明的观察到在“浙江村”内愈发紧密的人际关系。技术、样式及创新传给亲戚、朋友,再到同村的人,最后传到了整个“浙江村”。这一过程迅速的在“浙江村”内传播,“系”和“系”之间透明化了。“全国性流通经营网络”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扩散流动”对“全国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至关重要。所以对扩散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扩散的发生和合作关系的变动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意识到核心系的维持不能太久,因为同一组关系的长期重合会导致问题的出现,内部无法形成结构,观点无法统一,彼此间没有监督的能力和制度,一旦有一方不自觉就会使整个“系”分裂。

到了90年代后半期,流动态势从“链式流动”发展到“集体流动”。集体流动将“浙江村”和流出地的农村社区更直接的连接在一起,并改造了家族关系。

在这一章“浙江村”的扩张中,又形成了市场和生活体系。在生活体系的观察中,发现(一)、亲友圈的关系,使居住格局和各自地流出地直接对应;(二)、生意圈的关系,又使各部分连接在一起(“相互渗透”)。形成了杂居和聚居的格局。

第七章,“乱”是贯彻“浙江村”始终的一个关键词。在这三年中观察到政府部门之间的隔阂,并不小于政府和商户之间的隔阂。尤其是政府部门之间利益的冲突,“条”与“块”之间的问题等等。

“浙江村”内的利益冲突也开始出现。“市场热”促使了生意圈的扩大,导致内部竞争加剧,出现了由赚到亏的转变。但盖市场和建大院也促进了大人物的出现。

在建大院和盖市场中。扩大了自己的关系并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成为“最有势力”的人。大人物建立了一个纵向结构更深的圈子,不断发散又相互交叉的亲友关系,和亲友/生意关系,当地社会的人、帮派的纵向的“系”。

第八章,“浙江村人”在驶进平静的港湾后,有了对归属感的需求,带来了“浙江村”前所未有的生气与和谐。在京温市场成立了爱心小组。

但在“浙江村”呈现出一片和谐繁荣,蓬勃向上的景象时,却迎来了针对它的大清理。但在三个月过后,一切归为平静,“浙江村人”又纷纷回城。回潮后的“浙江村”与本地村、乡干部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合作,一切都变得更加规范,并有了经营的合法性。

第九章,关于“系”的讨论在上面已经详细讲述。
笔记:最后的格局:来自同一个地方的做一个东西,不同地方的人之间进行交换与合作。同乡之间亲友关系多一点,他乡人之间生意关系多一些,但都会包含在一个“系”内。不同地方的人在观念上彼此有分解,在行动上却没有分解。
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己有关系)

“关系”的实质乃是“关系丛”
关系丛是在系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系可以理解为关系丛的一种
“系”和“系”的重叠关系比“系”本身更重要

亲友圈、生意圈相锁相叠,构成社区的整体只需构成各种活动的基本依托。

“赚了钱对亲戚不能变”,在“浙江村”,并不只是对某种伦理的忠诚,而是人们意识到,如果变脸,就是失去亲友,破坏关系,使生意难做

“锁住”的目的是要使不同的规则发生有效互动,要使它们发生有效互动的前提应该是尊重不同规则本身的内容。

“浙江村”是“大主内,小主外”,
日常的对外交往,小户各自完成
大人物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调节内部纠纷。
“浙江村”在本质上是对外开放的

大生意中的合作圈构成他们的核心系

大人物的核心系是不同大人物的各自的系的重叠。

这样组成的小圈子主要和下面的系互动

大人物作为不同系之间重叠的中介的地位,是他们影响力的基础。

对于社区,促进了“平铺式”发展,同时促进了社区的整合,平铺-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