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并非那么冷漠

作者:李晖偈

闻名世界的杀人犯温斯顿•莫斯里(Winston Moseley)终于死了,在监狱里呆了五十多年,经历十八次保释被拒后,他终于没能重见阳光。52年前的3月13日的凌晨,在纽约皇后区阴冷的大街上,他多次施暴,让瘦弱的珍诺维斯(Kitty Genovese)成为刀下冤魂。对于纽约来说,莫斯里只是1964年636位杀人犯中的一位,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莫斯里杀人事件却有了非比寻常的意外后果。事件发生十天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标题为《37位目击事件发生而未报警求助的人》的文章(标题有误,文章中实际列举了38人),报道声称在这一案件中有38位邻居听到受害者的求救声,却无一人报警。在这期间,珍诺维斯被凶手前后捅了三次。报道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慨叹城市中居民的冷漠和人性的麻木,总统、市长、官员也站出来谴责冷血的“看客”行为。当然这一事件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心理学界通过实验提出了“旁观者效应”或谓“珍诺维斯综合症”的概念,以指代类似事件中环境压力下的旁观者的“自私行为”。人们一般都是在道德情境中谴责这种行为的冷漠无情。纽约从此也被贴上道德沦陷之城的标签。

这样的案例似乎并不鲜见,旁观者效应也一再被媒体所挖掘。同样是在纽约皇后区,2010年4月,一位来自危地马来拉的移民Hugo Alfredo Tale-Yax在帮助一位被抢劫的妇女的时候,被歹徒拿刀袭击倒地。警察在一个多小时后方才到达,这期间Yax就躺在人行道上,至少25位行人路过,他们行色匆匆,一些人停下脚步观望,一些掏出手机拍照,甚至有人去摇晃了他的身体,但没有人提供帮助,Yax最终因流血过多而死。而在英国,1993年年仅2岁的James Bulger谋杀案中,两位10岁的未成年主犯把Bulger折磨致死,而最终被认定的该案的目击人也是38人,只是同样没有人提供帮助。在中国这样的案例也是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案例是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那一年的10月13日,7岁的小悦悦在广东佛山一个五金城内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视而不见,小悦悦最终伤重不治。另外的案例还包括2014年深圳地铁口女白领晕倒7人路过不敢扶,以及最新的和颐酒店女生遇袭事件等等。在这些事件中,从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冷漠的旁观者、城市的无情、虚伪的人性和英雄的缺失。身隐其中的我们用一种悲凉的态度来重新认知我们这个社会。但事情真的是如此吗?旁观者效应是真实的吗?我们这个社会真的那么冷漠吗?

彼得.伯格曾经说过:社会学的首要智慧就是,事物并非表面看上去的样子。而这个社会的真实面目往往就掩盖在一些面具之下,大众传播的东西往往就是其中的一个面具。与社会学追求共性和客观性的本义有所区别,媒介更喜欢精致的包装和饱满的内容,它们更加追求特异性和主观阐述。当我们剥开这层面具,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事情并非媒介报道里的那么具有煽动性。以珍诺维斯事件来说,最后被证明这本身就是一篇“虚假报道”。当时的值班编辑A.M. Rosenthal操纵了这篇新闻,他将一次普通的谋杀编造成了一篇道德沦丧的恐慌报告,而且从普通的新闻边栏置顶到头版头条。事实上,“珍诺维斯被袭击的次数是两次,而非报道声称的三次。此外,仅有一小部分人目击了第一场袭击的发生。并且由于第二次袭击发生在受害者家的前厅内,因此只有一位目击者。其中,一位叫Robert Mozer的邻居在听到珍诺维斯的尖叫声后大声呵斥赶走了罪犯。有两人报了警。救护车到达时,尚有一丝气息的珍诺维斯正躺在邻居Sophia Farrar的怀中。后者在尚不知凶手是否离开的情况下来到案发现场,试图帮助。”我们再来看看,James Bulger谋杀案中的38名旁观者。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Mark Levine于1999年发表在《Human Relations》上的一篇文章《重思旁观者效应》中,通过对38位目击证人的证词分析,就指出之所有这么多的旁观者并没有阻止谋杀害的发生,就在于他们都把两位犯罪分子和受害者看成了是一家人。而小悦悦事件中,最终也是被路人救起,只是媒体放大了阴暗而萎靡了善良。即使是最近的和颐酒店事件之中,我也从情理中更相信那位酒店员工最初所说的,他可能的确把当事人当成了小两口,而并没有立刻去施救。可见,有的时候媒体的聚光灯下,黑斑被显化成了黑块,个性被张扬成了共性,而一种情境下的人性之失被架上大炮轰炸成道德之丧。

虽然事实是另一回事,但显然“旁观者效应”却并不是一种无稽之谈,相反这却是一种充满睿智的理论发现。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比伯•拉塔奈(Bibb Latane)根据珍诺维斯事件提出了这一效应,但显然他们并非只做了思维功课,为了验证这个效应,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实验来验证,结果显示这的确是存在的。旁观者的存在,的确惰化了助人行为的缺乏。周围人越多,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这是因为责任分散了;周围人不行动,我们显然对于情境的确定性增加了怀疑,这是情境的不明确性;而在一个大众环境里,我们不希望因为自己的行为引起别人的非难,这是评价恐惧。这些都构成了旁观者效应的解释。但这种效应真的与道德有关吗?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陷于一种群体的和情境的压力之下,而做出的一种符合状况的行为。“多元无知”让我们淡化了情况的紧急,“情境解读错误”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危险认知”让我们对于救助的危险性进行了充分评估。这些也都构成了“冷漠”的要素,但显然这些与一种出于内心的无情有天壤之别。

当然,即使不同,也有一群站在道德高点的评论者们用一种严厉的语言来鞭挞这些“冷漠的旁观者们”。但问题是,当我们置身于其中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为“旁观者的旁观者”与作为“旁观者”也是显然不同的。我们所说的,不一定是我们所做的。每个人都愿意做“语言中的道德楷模”,但真实环境显然是复杂和千变万化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了“行为中的道德楷模”。我也曾经打算做英雄,但有一次在公司门口,当一个受害者冲向我,嘴里喊着救命的时候,但望了望身后十几个手持砍刀的黑衣人,我也只有把他推向一边。“危险评估”让我做了一回冷漠人,但我并不是冷漠的人。

这个世界并非那么冷漠!我更愿意相信大部分人都有着善良的本性,只是舆论之引导,让我们陷入了一种“冷漠恐慌”。当然,城市生活的空间距离、现代性的陌生人情绪,这些都促成了社会的原子化,人与人之间存在隔膜,但这不并代表我们内心中群居时代所生根发芽的互助情结就湮灭无形了。我们也在生活中,在媒体中,见过善良,见过温暖,只是我们更恐慌于缺乏而已。我们无需被这样的冷漠恐慌所吓倒,大部分的生活经历会告诉你,实际上我们这也是一个有情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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