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社会的职权设置与制度精神——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一里

在本书中,钱穆先生试图借助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运行来勾勒出中国两千余年皇权社会的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轮廓。他探究的的其中一条线索就是从制度与人事的交互作用,这样一方面为了提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一句“黑暗专制”就摸杀了,要回到历史事实中去,并且需要平心客观来检讨审视传统政治。另一方面提出制度与人事是相互配合的,“人人都言革命、变法”,然而并不是只要建立制度就一切都改变了,制度也不是把西方的搬过来就成了,所以要把制度的创立和具体地域下的人事变动结合起来,研究他们之间的契合和互动。在此本文从这互动下选取一个维度——制度的设置和精神——来进行探讨。因此分析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制度的设置;另一个从制度的精神和历史演化。制度的设置要回到历史时空下去探究,如何从当下的时代意见回到历史意见来探讨呢,首先探讨一个皇权时代的主权的问题。

讲到政治制度,探讨一个主权的问题。近代以来,西方进入主权的讨论,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的观念上,经过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然后过渡到主权在民众。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只讲究职责(职责乃道义所在),不论主权自由,所有在承认“奉天承运”的尊尊下谈论的,臣子是尽忠诚职责罢了。所以中国传统的政体原则可以说是君主型的(区别于共和、贵族、专制等),或者是皇权的,这是政府组织的前提。一切都要在此基础上进行谈论。

然后探讨政体下的政府组织:皇权和相权(皇室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即是政统和道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君主政权下,皇位世袭,天下拥戴一家,宰相及其部下组成的官僚队伍相当于给皇家打工,家务变成政务,家国形成同构。从汉代开始,皇权和相权是分开,其下各有一个秘书处,皇帝有六尚,宰相有十三曹,另有三公九卿,分属各个机关并负责各部门事务处理,如此也就构成了中央政府的基本组织情形。皇权和相权的分开,从设置上看在一定程度上相权可以牵制皇权,免得落入“独断、暴政专制”的深渊,但是在这划分上面并没有明文规定,常常是两种权力相互伸缩干涉。由此出现两种情况:(1)皇权倾轧相权,皇帝独揽大权,变得专断,如汉武帝有才略雄心,想办大事,觉得相权碍眼,就侵夺之。但是政务如此多,皇帝一人是应对不过来,就自然扶植自己的“秘书处”,在内部形成另一班底队伍,由此形成两套组织队伍——外庭和内朝,他们之间常发生冲突和矛盾,相互斗争,这种“明争暗斗”一直从汉唐延续到明清,反映了政府组织运行的基本矛盾点。有才干的皇帝在世,自己揽权可以,可是随着人世更迭,他们死后,矛盾就会突显,两组织队伍之间博弈,结果要么随着内朝无法应对,权力慢慢缩回到外庭政府(相权),要么是内廷中有能力者支撑,扶植幼帝,实现皇权过渡,但是这种有能者扶植,常出现位高权重、外戚专权的可能,这是皇室所忧惧的,此点在宋朝体现的很明显。从宋朝开国就防止武人功高权重,“杯酒释兵权”“养兵而不用”“尚文轻武”等一些设置,可以说促使了宋朝的积弱的局面。(2)上面讲了这些制度设置会造成内朝外庭的相互斗争,皇权不稳、积弱等状态。到了明清时期,这明太祖受到宰相篡权的教训(胡维庸造反),从此废了宰相的设置,由此中国进入相对专制的时期。这样,皇帝为方便自己直接统治和处理、应对政务,就建立并利用自己的管理队伍(秘书处、内阁、军机处之类),掌握大权。随着更迭,那些精明能干的皇帝的后代出现懈怠,便把政权交于内阁等,日渐发展,此官僚队伍中形成权臣弄权的各种现象。

从政体前提到政府组织的职权设置论述中可以看出,在这五个朝代更替过程中,政府的权力逐渐内收、集中,从皇权和相权分立,到相权被侵夺,最后到明清的皇权专断,道统被逐渐侵蚀,最后使得相权一方的政府队伍完全沦为皇权的“奴隶”、统治的工具,这种专制的制度设置也为后来的民众起义、变法、革命埋下了伏笔。整个这也就是体现了君主政权的主体原则,而其他的一些制度设置(赋税、经济、考试、选举、国防军队设置)都是围着这个原则进行运转而已。然而在这集权过程中,尤其是到了清代出现新的变化,就是部族政权的出现,政权的维护的不仅仅是皇家这一家的主权,而是满洲部族的主权(相对于汉人(中国人)、蒙古人)。在此就涉及一个制度(为公的)与法术(为私的)的问题,由此进入制度的内在用意与精神的探究。

制度的建立其内在的精神要求是大公无私(为更多民众而立),具有抽象的包容性,并排除先赋的和特权的因素。而法术只是一些手段,它总是从私心所发。在这历代政治制度中,西汉可说是制度的,东汉多处于光武的私心。在唐代,可以说建立制度,尤其是科举选才制度的相对成熟,在唐太宗“天下能人皆入我手中”的话语中就可体现。在宋代就很多只是法术而已,尤其是从开国开始的防止的武人篡权的“制度精神”更显得私心与用意。在清代,则一切私心由满洲部族的私心所发,所以全只见法术,更不见制度。从绝对的制度之公来讲,在历史上是从没有出现的,可是在这公意和私心之间的张力来看,具有持续发展的制度设置总是具有开放的公共精神的。一个政治权的稳固所依赖的是社会大众所共同信仰和认同的精神上的权。也正是这社会上的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支撑着制度设置的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