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者多重身份的启示

作者:氢氟酸

我们在做研究时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难以把握与研究对象接触的度,不知选取何种角色去立身,在收集数据时,往往根据自己所设定的结果,朝那个方向去收集资料,甚至会出现诱导研究对象回答出某种“所期待答案”的访谈提纲。这正是我们做研究时需要避免的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身份,才能得到科学的资料。

去年十二月末,我有幸听了周晓虹老师题为《社会记忆与群体心理的形成与维系:以“知青”和“七七级人”为例》 的讲座,在我阅读项飚老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过程中,我发现讲座中提及的许多观点帮助我很好的理解了书中内容。下面就我的阅读体验,散碎地记录分享一些感受。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我们提到“XX(地方)人”这样的概念的时候,被提及的一方总会跳出来反驳,认为这样的称呼是“地图炮”。比如我们谈及“河南人”、“莆田人”等,总会想起一些与这个以家乡地域群体为单位划分的特点。

在我小时候,提及“温州人”,周围的人对他们的印象是“中国的犹太人”、“有钱人”、“炒房团”,而实际上我们对于温州人如何成为“炒房团”却不甚了解。“炒房”为什么会形成“炒房团”?而“炒股”没有成为“炒股团”呢?为什么“炒房团”的人是而温州人,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有钱吗?他们的资本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在我小时候没有深究过,这次通过阅读《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明白了其存在的必然性。

从温州来北京谋生的这群人中,除了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温州话以外,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他们的社群关系,一种介于亲友情与利益网之间的存在。“系”是他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单位,是社会意识产生的基础。

本书令我最感兴趣的是作者项飚老师选取的角色定位,他在书中提及,自己有几重研究身份:一是论文作者;二是文书;三是社工;四是企业顾问。在书中,他谈到,他本并无将在“浙江村”观察到的事物撰写成册的想法,因而本文相比其他科学研究,目录格式上不那么明确,但也正是因此,可读性更强。前两章的学术味更浓,但第二章开始逐渐变得生动有趣,每一个人物讲述他们的故事,实际上也体现了他们为什么能成为一个“群体”。从温州老家开始,他们因为身份、从事行业或是血亲关系,有了联系。哪里有门路就往哪里跑,谁家有了好发展都会帮带在相关“系”中的亲友。

在文化研究时,研究者该站在何种位置,不同学者持有不同态度。研究者面对与自己出身不同的文化,要完全融入似乎不太可能;但局外人的观察又可能不够深入。如果研究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又恐怕无法做到完全客观,不带感情。项老师是温州人,能说温州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进入“浙江村”研究具有优势,更能理解“老乡”们的表达,也更直接的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对于他而言,这是“同文化”;但对于他而言,“浙江村”人经商、贩卖那些事务又是完全没接触过的,是“异文化”。而项老师是一个学者,接受过科学的研究训练,这就使得他在研究过程中能够保持“文化自觉”,深入的观察,客观的记录分析。

书中提到的四个身份,每一个身份接触的人群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都能拓展到不同的人群,挖掘到不同的研究信息。作为论文作者,他找到了所谓的“社区领袖”有权威的收集到了信息,同时以“同龄人”的背景收集到了年轻一代所反馈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存在了缺点,难以窥见社区全貌,容易因你接触到的人群受限。在他以文书身份对社区进行观察时,有了官方背景,则能得到更广泛的认知,但那也是在“顶层”所见的信息。之后以“准社工”身份介入时,得以协助处理一些小商贩间的事务,收集的信息则更为生动,深入。第四重“顾问”身份,则是深入到隐蔽关系内部去进一步了解“浙江村”,在时间上的递进让他得以验证自己的想法,而后修正。因为这四重身份,在不同的人群互动中,收集到的信息才足够全面深入,这本书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传递研究结果。

我们在做研究时容易遇到这样的问题,难以把握与研究对象接触的度,不知选取何种角色去立身,在收集数据时,往往根据自己所设定的结果,朝那个方向去收集资料,甚至会出现诱导研究对象回答出某种“所期待答案”的访谈提纲。这正是我们做研究时需要避免的问题,选择合适的研究身份,才能得到科学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