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作者:violette

对我而言,北京的“浙江村”最初只是一个想象的陌生人。它的形象,是通过那首风靡地摊的口水歌,《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建立的。故事里面的皮革厂,来自浙江温州,老板吃喝嫖赌还欠债跑路了,工人们拿不到工资便用厂里的产品抵债,于是有了远隔温州数万里的城市大街小巷都卖皮包的一幕。

这自然是商品宣传的一种策略,但读罢项飙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过后,我似乎对温州人行商的故事有了新的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进京经商的浙江人在丰台区大红门地区,自发形成了以服装生产批发和小工业为主的产业,他们租用当地居民和农民的房屋,也拥有菜市场、饭馆、理发店、诊所、幼儿园等相对完善、固定的生活体系。

然而,“浙江村”既非自然村落,也不属行政编制,其杂乱的社区容貌,更是和建设文明城市的主流背道而驰,那么这一奇怪的社区是如何形成的?他们的经营网络何以扩散至全国?他们的流动,之于一个统一的现代市场,存在着什么意义?都在书里一一得到解答。

全书的叙事框架十分清晰,作者生动而坦然地交待了自己如何走进“浙江村”的过程。他在不同的时期扮演了学生、同龄人、驻京联络处文书、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并试图在有选择的介入中去观察、参与和理解客体的行为。虽不同于过往民族志方法论强调的科学客观中立,但整个彻底开放的过程反而增强了读者对材料的信任。

“看稳定的社会结构怎样在日常的互动中维持下去,并表现出来”(项,2000,P20),这是生活史研究的立足点。因此,正文一开始就描写了“浙江村”里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情景——家里人和做衣服的雇工人同在一户总面积约40平米的小屋里生活劳作,家里的女性掌管饮食起居,或管理女工,或接待来客,两位男主人则负责把做好的衣服拿到市场出售,并摸清流行趋势。家庭里的生活轨迹、空间格局,尽管都是看似琐碎的细节刻画,其实传递出了“浙江村”里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逻辑。也正是依赖这些逻辑,关于他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具体行为,以及如何一步步形成“全国性的流动经营网络”,这些问题才得以理解。

作为过程的流动经营网络

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短短十年,“浙江村”的商人在北京核心商城逐渐站稳脚跟,并与政府合作建设了大型贸易中心,构架起一个全国联动的经营网络,这是一个不断聚合和向外扩散的过程。而其中有几个标志性事件。

首先是1986年开始的包柜台风潮。它的智慧之处在于,在国家政策并未明确允许个体商户承租商城柜台的情况下,巧妙地借用了“引厂进店”的帽子,即是说,在京的温州人可以租借家乡工厂的执照,实际出售自己的产品。于是,他们得以摆脱前几年以摆地摊为生这样东躲西藏的生活方式,开始占据稳定的经营场所。这既是“浙江村”人使用国家的话语去解释自身从事商业活动正当性的实践,也是非正式经济纳入制度的一种有效尝试。

至1988年,北京兴起了皮夹克热。靠着技术高超的裁缝“老司”反复到柜台摸索新式皮夹克的剪裁手艺,并经由亲友、同乡的网络,将制作技术扩散到全“浙江村”,最终快速地形成了全村对新产品的垄断。所不同的是,这里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技术,而不是来自于社会制度或政治层面。

技术同样改变了生产关系。“浙江村”生产的皮夹克因生产成本低廉,吸引了俄罗斯商人的进村寻求合作,也把“浙江村”的产销卷入了国际市场。订单数量的巨大,使本来就人手不足的加工户之间开始相互发包,出现了专门接收发包的中间人,大型批发点也顺应而生。

更大的契机其实来自于市场这个无形之手。皮夹克的产量过剩、积压在仓,资金周转不畅,怎么办?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浙江村”人告诉了我们——找异地的亲友合作。北京加工了羊绒大衣、皮大衣,可以经销到重庆、石家庄、成都等地,因为“流行”的趋势(即市场需求)在二线城市会有所迟缓。“全国流动经营网络”也就这样在不断扩散到各地的温州人群中形成。相应地,“浙江村”内建造起了极具规模的布料市场、辅料市场,一个连接着家乡技术培训的劳务市场和一个潜在的资金周转体系,并行配合。

1992年,政府和个体户合作建立了京温服装批发中心,并出现了第一批正规公司。这意味着“浙江村”发展的新阶段,也是经营网络真正辐射全国的一个标识。(项,2000,P324)

网络形成的机制及其意义

既然温州商人的生意盘子如此庞大,为什么没有形成企业?项飙认为,这是可以用“系”的概念去解释的。资本并未用于生产和经营规模的扩大,而用于网络的不断扩展,提供了流通的效率,因此可以把扩散流动看作是对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项,2000,P192)

什么是系呢?在“浙江村”的故事里,系是以某一行动为中心的多种关系的组合,主要体现为亲友关系和合作关系。同时,一个人的系是可以有部分重叠和互动的,其来往频率越高的关系,也就构成了单人的核心系。当京温商城着手兴建,不同人的系开始出现交叉、沟通,核心系的范围也得到扩大。也就是说,越是辐射能力强的人物,他干涉到的系会越多。项飙曾经用特别生活化的笔触描绘了“浙江村”的大人物刘世明,他说道,“我陪他从马村往海慧寺走,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法说话,他所有的时间都在和迎面走来的人打招呼。后来他一出门就坐三轮车,否则被人拉住,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目的地”(项,2000,P374)。一个大人物的核心系,就是如此准准确确得以呈于纸上。

那么再深一层去发问,系形成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或是说,进行经济交换的机制是什么?在此,项飙批评了经济社会学中常用的解释工具“信任”。他提到,做生意真正不是基于信任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也不是长期的未来的利益回报(注:项飙对自利的讨论是有所商榷的),而是“锁定”,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包括了对对方“诱之以利”,形成一种依赖关系,同时有能力使得对方的行为不敢轻易违规。比如说“浙江村”的老板要谈合作,除了考虑自己的合作利益之外,又要让对方知道自己有能“制”住对方的杀手锏。(项,2000,P460-461)所以,经济活动上越亲近的人,锁住的能力会更强。

本书的讨论并没有停留在流动经营网络形成的内部性特征的层面,因为人口流动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普遍意义。从“浙江村”的形成和它强韧的生命力还可以看到,温州人获得新的生存空间,恰恰是因为多重严密的政策。更确切地说,户籍制度造就了外来人口和本地人的边界,但由于不同地方政府不能联合起来、铁板一块地去管理,跨越体制边界的流动人口,反而赢得了更大的自由(项,2000,P498)。这正是老乡网络对行政户籍的一种冲击。(项,2016)

写人口流动的研究很多,写不流动的也很多,但是能把结构的过程进行清晰地刻画,才是《跨越边界的社区》最触动之处。

其他参考资料:

项飙:《泡沫、盘根和光环: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2016年2月19日于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