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摘选

艺冰/David

大部分的本国青少年同学,总有这样几个幼稚:1.觉得历代帝王皇帝老儿高高在上,一句话下面就是圣旨,管理国家是简单的;2.觉得我们国家封建制度,甚至其他制度是错误的,是不好的,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落后的,而西方——其实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先进的,是好的,是值得学习的。钱穆这本书,既大器,又从容,娓娓道来,心平气和的讲讲中国历代的政府治理结构和政府决策流程是怎么回事,什么是他认为的好结构,既有专业性的科普阐述,又有历史的美感。全书读完,真的记住了什么到时其次,更多还是给我们非专业的人,正了中国政治历史的三观,了解到很多事情“没那么简单”,进而通过工作生活,知晓凡事都没那么简单,在进而,学习到也没那么复杂,这个过程里,读好书就很重要,有启蒙意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其说是个专业书,倒不如说是这样一个启蒙读本。

我曾经一度认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万历十五年》之间,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这也是错误的。这两本书,是站在两个角度,用两个文体,说同一件事。《万历十五年》肯定更有趣些,《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若不是对历史强爱好,看不下去也是有的。钱穆自然是说得失,《万历十五年》又何尝不是在说得失,《明朝那些事》又何尝不是在说得失。而读完钱穆的书,总有一种“原来是这样”的感受,生成对我国过去几年前历史的国家治理经验的欣赏,能体会到确实所有政治体制既不是空降输出也不是拔地而起,还是一代代成百上千年的沉淀,进而深刻感受到“建设有中国特色道路”的必要性。

钱穆的学问的深厚体现在这样几点,首先是钱穆说话很清楚,《中国政治得失》开篇第一节就写的好:中国政治从秦汉开始,“秦只是汉代的开始,汉大抵是秦代的延续”,对仗的一句话,把一大段乌七八糟的历史说得清清楚楚。而且很干净,句子也漂亮。这几年在学术领域极其浅薄的经历已经让我知道,做学问,写个万字,十万字的文章并不困难,难得是把万字,十万的文章用千字表现出来,这点很不容易,要大学问才可以,而钱穆显然有这样的大学问。其次,钱穆的学问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极其扎实的积累。深度上举个一个例子,钱穆写道唐朝的灭亡时候说唐代兵役制度后期,地方军事负责人为了侵吞部下的财产而想方设法的把自己的士兵搞死,并且补充“这许多事情,正史说不记载,要在许多零碎文件中,才可看到。”学问好不好就在这里看出来了.另外在前文的叙述里,钱穆说道丞相等等官名的来历来源于祭祀或者皇家时一一举例的架势也很精彩,只是我不能确定这个在你们文史圈子里是否是属于常识。另外在广度上,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或许这个观点不正确或者钱穆在世的时候不认同——虽然钱穆是以正面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而自居,但是实际上,钱穆对与中国政治的分析,完全是运用了西方政治学的说法,当然我的这个表述是有问题的,因为政治学作为一个学问,本来就不应该有东方或西方的差别,只应该有流派或形态的不同。不过钱穆很明显的,他与黄仁宇,粗略的觉得大约是一个大的路数上的,同我见过的对中国政治形态的描述相比,其共同特征都是重于技术细节的描述,重于技术分析,重于赋税;而不去追究什么意识形态等等的问题。这点很好。很专业。钱穆必然对西方的政治历史等等有着极其清晰的了解,并且有研究,否则写不出这个东西来。

读罢钱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钱先生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更有一种别样体会。在史学界,有人奉钱先生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也有人骂钱先生酸腐迂朽,但双方对钱先生“国学大师”的地位却是毫无争议的。钱先生遍读古籍,笔耕不辍,一个人学问好不好,往往从观点上就能看出来。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讲座性质的书里,钱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研究历史者“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化。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情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哪里。”

在此书里,钱先生否定了传统史学给封建文化定义的“专制黑暗”,也否定传统史学定义的秦以后“封建社会”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不过,钱先生此书的最大亮点还在于用“制度”与“人事”的观点考察历代政治,让历朝历代每一制度的解读都生动活泼起来了。比如,讲到九品中正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均贤从众,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讲宋代的积贫积弱,钱先生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正如唐太宗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在此书中,钱先生也特别注重历代政治得失对今日政治制度的启示,读起来让人精神振奋。比如,在讲到唐代科举制的时候,钱先生写到“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这是政权开放中的大流弊。此项流弊,直到今日仍然存在”,写明代大学士制度时,钱先生更像是在借古喻今“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

当然,了解钱穆先生的人不难发现,此书中也继承了钱先生一贯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尤其在讲述清代政治得失的时候,这种偏颇尤为明显。在书中,钱先生似乎不太承认满洲为中华民族的一支,但同时又认为满洲人聚居地为中国领土,对清代政治制度的评价也多见其坏而不见其好。另外,钱先生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评价也颇显武断,暴露其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方面的功力不足——但这都无损于此书的价值。

我想,历史的价值正如钱先生在后记里面所说,讲历史,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