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书笔记

作者:已过

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在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的大学教授。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钱穆著述颇丰,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学术通义》等。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钱穆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政治制度作了精要的概括与比照。

在文章开篇,作者提到,在讲政治时,一般应该分两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二是讲制度。人事相对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订,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同时,人事与制度不可分开。

要讲一个时代的制度,必定要熟悉当时的人事。任何一项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各制度之间互相配合,形成完整的一套。此外,我们要了解到,制度虽然已经成文,但是仍跟着人事随时有变动。制度不是凭空创立,在此之前,已有制度的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消失也是有征兆的。制度创始至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

制度存在就有利有弊,其得失即是根据其实际利弊而判定的。当讲某一代制度的得失时,必需知道在此制度实施时期的有关各方意见的反映,这些意见才是评判该项制度的利弊得失的真凭实据和意见。而这些意见作者将其称之为历史意见。这些历史意见是在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来的意见,比较真实客观。而随着时代久远,制度已消失,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各项历史制度,只算是一种时代意见,并非完全不合真理,只是不能抹杀历史,而要重视历史意见,两者有精义相通。

本文从中选取两个朝代简要讲述政府组织、考试监察和财经赋税等的情况。

在唐代,关于政府组织方面,将相权一分为三,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将尚书掌握各项行政权的部分下分六部,更加细化,办事水平也随之提高。还出现了文字版的有权威性的规章制度《唐六典》。考试方面,实行科举制,打破了过去的九品中正制,以门第为选拔官员的标准,依靠个人的才华做官。经济方面,与前代相比,地方主要是租庸调、帐籍制度以及两税制度,减轻下层的百姓的负担。在兵役制度上,最大的进步是全兵皆农。一方面军人可以保家卫国,还能自力生产。

在明代,政治制度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转变。首先是废丞相。明代胡惟庸一案以后,朱元璋废丞相,清除相权,将权力全部收归于自身。但是又设内阁制度,本意是帮忙分摊皇帝的任务,但一旦皇帝放松自己的权力,内阁有可能会掌握重权,然后皇帝与内阁之间又有矛盾,比如首辅张居正,下场凄凉。在地方行政方面,出现严重的胥吏问题。明代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新的进展。在考取秀才以后,还要进行乡试选拔成为举人,再通过几次考试进入翰林院才能有成为大官的机会。此外还设八股,一定程度限制了思想。经济方面,提出了一条鞭法,减轻各项冗杂的税费,但是比较难以落实。

作者最后总结了传统政治的一些流弊,如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是从汉开始已有过于集权的趋势,到清以后,地方政治一天天的衰落,导致成为作者当时的一个大问题。中国政治制度一天天的繁密化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治它,于是有些病却成立病上加病。制度越繁密,人才越束缚,使得中国政治不如从前。如果不能及时把这种传统积习束缚人的繁文锁法解放,政治就很难有表现。

作者提到中国的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的种种制度简化,使人自由发展,是最关紧要的。但是,这不是推到一切就可以成功,重要不在推到,而在建立。要创新法,运新才,打开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