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邓尧文

钱穆这本书搁在我书架上已久,拖沓2年之后近日终于阅毕,匆匆写下这篇书评,希望诸位书友指正。
这本书的原型是五二年前后钱先生在台湾的五篇演讲,后来编成近200面的小册子,从政府组织、考试/选举、财政赋税、国防兵役四个角度切入古代中国政制,考察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制度细节。全书文风质朴,结构明了,经验材料少而精,更多的是掷地有声的断言和高屋建瓴的概论,虽然史论与史料的关系未能达到专业历史著作的水准,但对一本短小精悍的普及读物而言,这本书绝对配称佳品了,也难怪常常与同样深入浅出的吕思勉之《中国通史》、黄仁宇之《万历十五年》并列。

进入笔记的正文前,我想先回顾当代的一桩学术公案。在知乎上看到有不少朋友在辩论该书的史实性谬误,譬如唐宋两朝的中书门下、中书省、政事堂等机构的混淆,对古代中国民主风气的想象等等,钱穆也因而给人留下只通经学而不晓史学的帽子,更有所谓“架空历史”、“以今人之酒杯,浇古人之块垒”云云。我本人不通历史,也没有精力去查证所谓的史实疏漏是否确凿,但这种将钱穆描述为完全不通历史事实,只有一腔惹人讥讽的“温情与敬意”之传统卫道士的指控,我是断然无法赞同的。为此,我希望提出一种妥当理解《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思路,以平情之心阐明其创见与疏忽之所在,勉强算作为已故学者的些许辩护。

刘知几曾以才、学、识来评断史学家的素质与修养,在该书中,钱穆的史才与史识体现得是最淋漓尽致的,前者体现在他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横跨千年比较时的有条不紊,钱穆能将时空迥异的历史世界约束在明晰的范畴与清楚的线索内,不至于让人见到庞杂繁多的经验材料却无从下手;后者则表现为他在考辩历史时的持平立场,钱先生不满民国时期给古代历史贴上专制主义标签的武断作法,在一片进步、变革、改造的狂呼声中,他反倒扎进故纸堆,用基本历史事实说明古代世界的复杂与流变,并以此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申辩,这种在时代中逆流而动的知识人情怀,且不论其具体观点之是非,都值得三分钦佩。诚然,由于成书性质的特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史学的呈现是较少的,我们也几乎看不见排布谨严的脚注引用,但这不代表作者对历史事实的透彻理解本身是不在场的。若无数十载出入经史子集的积淀,把若干朝代的政制钩玄提要在薄薄的小册子里,谈何容易?记得读《论语新解》和《先秦诸子系年》时,钱先生曾感喟自己为著述费尽心血,但因为字字用心,不着废话,读者往往看不见每个论断所耗费的卷帙和笔墨。我此番评论,并无意为他所犯的史学错误作遁语,但希望大家在回顾前辈史学家时,不要只看见摆在眼前的一书一册和个别论断,而要去观察他们处理历史档案的立场与方法,这是史学的“柔功夫”,追求历史真相的“硬功夫”固然重要,但“软功夫”却是支撑一位学人治学的根本,这恰恰是论文指标和脚注引用眼花缭乱的今天所缺乏的。

下面进入正文。
作为写作者,钱穆对全书(演讲)的架构自然有其特别的考量,他自己的问题意识在文中也说得比较清楚,这里不加赘述。受他前言的启发和我自己读书过程中的思考,我在这本书中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制度的变化动力与僵化惯性从哪里来?这实际上关涉到政制流变、政府改革与朝代兴旺的问题,也就是制度流变背后的动与不动。
在这里,我尤其关注人事与制度如何互动。这一点涉及钱穆对“人事”与“制度”这两个分析性概念的使用。
第二,分属不同领域的制度之间如何关联和相互影响?这属于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如地方税收、徭役、与征兵制度的关系。
第三,在观察钱穆如何解答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我试图总结出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些症结和特质,作为结尾。

这三个问题相互纠缠,无法分开论述。下面进行综合阐明:

前朝/前代皇帝的定制对后世制度的持续影响。这种连续性不是铁板一块的照单全收,而是经过一系列人事互动与制度调整的中介,逐步构成特定的影响,这里面有几点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