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读书笔记

作者: 是我

读完《跨过边界的社区》一方面被作者对“浙江村”详实细致的调查所吸引,饶有兴致地了解了北京浙江村从1984年到1996年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作者田野调查的方式,和调查对象的互动,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实事求是地做被述说者和阅听者之间的媒介的这种真诚的研究态度所打动。

我是一位对人类学,对社会学的了解几乎为零的阅读者,并不受“行业规范”和“理论范式”的影响,我怀揣对我的老乡们(我是在浙江之外长大的浙江人)的挂念和好奇,找到一位情投意合的导游,由他带着,了解前辈老乡们在北京的生活史,我的阅读之旅很有收获。

在阅读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过程中,浙江村人的起起伏伏很牵动我的心。最终他们的策略,他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使得他们不但生存下去,而且把“流动经营网络”一层层地推进开来。这样的结局也让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就是这么一个喜欢美好结局的世俗之人。

一、有实无名的“新社会空间”

“浙江村”像是打不跨的小强,越清理越壮大,越清理越扩散,其中很重要的是它处于一个有实无名的“新社会空间”。有实,是指这个空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按它自己的规则运行着。无名,是指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空间。因为跨越了国家原有体制的边界,所以没有名份——既不是故乡的浙江人,又不是属地的北京人,也没有认可——没有既定的规则来控制,可以发展出各种策略在隐身和现身之间切换。

在阅读浙江村的生活史时,我不时地会联想到“BAT”:淘宝,不就是网络版的“浙江村”吗?马云1995年创办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信息发布网站“中国黄页”,1999年创办阿里巴巴。1998年11月腾讯诞生,同年张朝阳推出搜狐网,2000年1月,李彦宏创建了百度……在这些互联网科技公司起步和发展的时代,网络空间也是有实无名。它们的发展过程和书中描述的浙江村的发展过程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也不但经历了进入、站稳脚跟、扩张、乱里挣钱、大清理、回潮等几个阶段和回合,而且更有相似的应对方式,最让我开心的是,BAT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远远超过浙江村(互联网这种“新社会空间”有着数量级的放大作用)。

在“新社会空间”中,传统意义上的落后,比如卫生脏治安乱管理差处处可见,但是与此平行存在的是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开放和模式的创新等等传统意义上的先进。

二、温州人的文化特质和商业基因

同样是“外来的农民”,为什么“浙江村”整体上富裕许多?似乎他们的文化特质和商业基因天生就和财富亲近。

特别典型的就是曾经一度被形容成过街老鼠的“炒”。

第七章《乱里挣钱》描述过市场和摊位的招商过程中的“新招数”:招商开始刚半天,就宣称某些摊位已经满了,人为造成“摊位饥渴”,然后通过亲友和炒热摊位在“二级市场”的价格。这不就是温州“炒房团”的前身嘛!作者在注解中特地解释了这种“有款”的行为在温州人自己看来,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作者的注释中说“浙江村人认为,做生意就是要刁,对自己要算得紧,对别人要夹得紧。只要不给别人造成伤害,为自己赚钱造假,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我对“炒”,不置评论,但是在对待连“炒”也销不出去的商品的态度,我觉得是值得称道的。还是以摊位来说,他们通过股东“内部承包”,然后各自推销的方式把摊位基本上都推销出去了。还比如说通过“早市”的方式,把积压产品和错了型号的产品通过更便宜的价格和更合适的方式灵活地销售出去。总之,他们会在经营的过程中创造出不同的经营方式,确保达到他们的商业目标。他们不会把责任推卸给外部,不抱怨不公平的待遇,不等待别人的救济。

还有就是骨子里对商业成功的追求。在第十章中,作者说到“浙江村”二代,按着浙江村内的逻辑发展自己。他们在北京接受教育,学习成绩也很好,非常“北京化”,但是他们出现了“回归”的趋势:他们的恋人是温州人,他们看中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成绩好固然好,但是商业上的成功才是他们希冀的成功。

除此之外,他们“跟得紧”,对市场变化敏感,阅读中,每每有一种错觉:缝制一件衣服就像生产面包,早晨的衣服热乎乎的,还带着工人前一天夜里加班加点的辛劳。他们“吃得苦”,他们的作息和日出日落无关,只和市场风向相连。他们“削得尖”,只要有一点的空隙,他们就能转化成商业空间,哪怕是在大清理过程中,他们也没有放弃生意,不但市场照常营业,甚至还派生出一些新的商业行为。

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浙江村在文化上的独立和强大。在北京生活经营这么多年,给自己也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依然是浙江村人,他们独立于北京人而存在,精明、勤奋、自信、独立,生机勃勃。

三、“关系”与“流动经营网络”

作者对“关系”“圈子”的观察和理解,更新了我的很多观念。之前我对“关系”的理解非常片面,只有“拉关系”,“熟人社会”这些简单、单一的模式,对“亲友圈”“生意圈”等等的重叠和推进并无这么细致地思考。但随着作者对浙江村运行方式和大人物成长经历的展现,我觉得他们经营关系的基础是“U盘化生存”的理念。“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他们自带流量,自带内容,本身就是个IP,所以能随时插拔,自由协作。

作者关于“信任”和“锁住”的分析呼应了他在第一章引论中“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质疑的在“关系”研究中要注意的三个问题:把中国人的关系“特例化”、“泛化”和“片面化”。作者提出,信任就是不种关系,“锁住”的能力,对建立一处稳定关系的意义。对此,我特别地认同。

在浙江村的“关系网”中,我还看到“扁平化”。他们像欧洲小封建主一样经营着各自的领地,但同时通过亲友圈朋友圈生意圈,扩散自己的“流动经营网络”。作者用了“扩散”而不是扩张,我觉得这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浙江村人的经营战略。扩张似乎有统一市场的野心,但他们似乎并不着急统一,甚至从来不思量要做大做强,吞并其他商户。而扩散没有野心,他们会有重叠,有互惠,但是没有“野心”。

浙江村没有形成大企业。之前我会迷恋规范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对浙江“小商品”、“个体户”、“小作坊”有一种天然的不屑,但跟随着作者的视角,我开始感受到他们灵活多样的“小而美”的经营模式的魅力。

同样是浙江人的马云,同样是“小商品”的经营网络,18年的时间,阿里成长为市值3万亿,排名全国第二(2017年数据)的国际性大企业。这是不是也和浙江人擅长经营“关系”,在互联网环境下,叠加其“经营网络”密切相关呢?阿里把各种关系:消费者和生产者、消费者和消费者,批发商和零售商、政府和企业、物流、资金、数据、支付各方的关系联接起来,形成了一个流动性更加,规模更大的经营网络。但是网络中的个体,依旧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小而美的灵活性。

四、浙江村周围的北京人

在阅读“浙江村”的生活史,一定不能忽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北京人。作者记录下的和浙江村相关联的北京人不仅是个体上人与人的关系,更是土籍与客籍的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甚至是管理者内部的关系。

就个体关系而言,“面无表情”是最典型的呈现。第三章中,作者记录中周家一日出现的本地人有:税收员、电话传话的人,房东,还有一个没有明确是北京人,但我认为是本地人的递信的人。这些人和周家的交往给我的感觉是冷冰冰:税收员,收200元,开100元的票,还让周家人不要乱说。电话传话人吼一声,也没有过多的对话。房东,作者直接就用了“面无表情”这个词。

对浙江村的清理,导火线是“久敬庄”群众的举报,某大报记者所称浙江村“骇人听闻”的治安混乱。虽然有房东们因浙江人离开造成经济损失的不满,但更多的是主流价值体系对他们的长期的强烈的排斥。北京人,浙江人一个是皇城根下等级森严的官僚文化,一个是天高皇帝远的商业世俗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基因,他们注定无论哪一方都无法融入对方的体系中去。另一方面,作者提出,农民在农村生活,这是符合主流想象和预期的,这时他们农民形象是值得关心赞扬的。一旦他们离开土地,走进城市,就违背了主流观念,成了让人不舒服的一个群体。

让我吃惊的是,管理者之间的隔阂,甚至比土籍和客籍之间的隔阂更深。管理者条块之间利益不同,部门利益的争夺,客观上给浙江村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跨过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2000年8月初版。虽然时间已经过去17年,但是书中记录的“浙江村”的群体,12年的生活史,以及作者田野调查的方式理念和作为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现在看来,依然非常有启发。今年,这本书经作者修订后再次出版,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无论是从社会学、人类学还是从经济史甚至文化现象的角度来阅读这本书,您都会有很多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