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来处——春节读《江村经济》

作者:西楚浪子

刚进大学不久就对费老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皆有阅读,转眼八九年了,除了对“差序格局”这样的名词解释题型必考词尚有印象,其他的都还给费老了。这次读《江村经济》恰逢春节假期,想必是读书会有意安排,时机正好:大多数人会在这期间回到自己所属的那个“江村”,亲身参与她每年一度最隆重地集中展现其文化特色的全民盛典。

15岁前从未离开过家乡(一个行政乡),经过三年县城上学,18岁后每年在家乡时间不超过30天(大多数年份不超过15天),我对生养自己的农村的认识和情感经过了极大的起伏变化。《江村经济》为我提供了一种看待农村的方式,以这种方式看待农村,其本身不会令人好受一点,也不会令人更难受,无关悲喜,只求接近真实、探寻本质,至于能否指导行动也都只能到时候再看。

书中最有意思的是关于江村的身份意识和人际关系的描述。人口流动率的极端低水平,加之亲属制度的有效执行,使得人的身份稳固下来。人和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又全都以双方的身份来进行规范和调节,形成基于身份的稳定人际关系。不过,不同地域在这方面会有明显的差异,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差异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的其重要原因。例如,书中讲到在江村邻里关系极为重要,每一户以自身为中心,左边五户、右边五户是其某种权利义务共同体范围。而这在我的家乡则难以实现,因为我的家乡是丘陵地形,平地极少,因此10户以上连成一片的房屋大约不到全部房屋的十分之一,“邻里”常常指的是自己家屋后小山另一边的人家。虽然也是典型的宗族聚居,但是由于宗族繁衍、人多地少,寻找新的建房地点往往意味着与原来家庭住处相隔数里甚至十几里(在战争年代为躲避抓丁而兄弟数人分散居住就可能会更远)。虽然新的建房地点周围经常也是住着同姓宗族,但是一般会是出了“五服”的族人。因此,虽然与邻里族人之间也会有正常的劳动互助和日常交往,但是与“近邻”的联系就不如“远亲”紧密了。这里“远亲”是居住在较远处的血亲,一来血缘是最近的,二来路程没有远到难以到达,因此联系很紧密,婚丧嫁娶全都会群策群力。春节拜年就是一个重要体现。如果没有足够近的血缘亲情,即使住得很近,即使其家中有高龄长辈,正月里一般也不会去他家拜年,而近亲的各家,不管住在哪里,没有特殊情况时一般每家都必须带着礼物去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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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第十二章讲蚕丝业改革,第3节引述的来自蚕业学校的变革者的一段话,令我颇为感动,也唏嘘不已。这位变革者很清楚,从工业经济效率考虑需要如何组织蚕丝工厂,也明白那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却不愿坐看广大贫苦农民在这一潮流中被白白牺牲掉,而试图在这巨浪中为弱者撑起一艘可平安渡过的小船。想必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风云激荡的年代,生死存亡之际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不计代价,一心求索让中国人摆脱困苦的方法。先辈们的仁心壮志,我们应该感念,不应忘却。然而,先辈们致力于变革的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变革者想要帮助的对象,即贫苦农民的阻力,则让人如大石压在胸口,闷得说不出话来。在外来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这些靠天吃饭的小生产者是如此的无力。他们唯一的选择,似乎只有降低生活水平,减去可以避免的开销,捱过眼前这个年头。当有外来者进入,试图带领他们一起寻求变革、改变现状时,他们观望、怀疑,只有走投无路(反正不会再更糟糕)或者看到了明确的好处(例如村里其他人已经得到的好处)时才会加入。加入之后又会患得患失、急功近利。变革者让村民做蚕丝厂的主人,但村民只关心要交出多少蚕茧、能拿到多少分红。

我很明白没有什么可指责这些村民的,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很多代祖辈一生的经验只教给了他们这些,而没有教给他们大工业经济下的生存法则,也因为就算他们可以按照变革者的期待着眼于长远利益,精诚合作,小小的合作工厂也不一定能在世界工业经济的滚滚巨轮下成功生存,何况毁灭一切的战争动乱即将来临。我只是感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变迁的原动力所在的一方是如此所向披靡,又如此冷酷无情;而被迫追赶变迁步伐的人,是那么彷徨、那么渺小。

这种情形,让人不能不联想到今天的中国农村。出于发展的历史需要,农村曾经被无情地牺牲掉,又出于发展的历史需要,农村终于得到了自己的发展机会,乃至得到了额外的呵护照顾。但是,当这些不同的际遇接踵而至时,农民始终是被动接受,除了少数例外,往往连主动的参与也是由外界力量引导着开始的。得益于整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近年来对农村的额外扶助,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情况大约已经消失了,可是在经济上农村、农民依然处于弱势,而政治和文化上更是如此。书面的法律赋予了农民各种政治权利和义务,而农民并不能有效的行使这些权利,履行义务也仅限于在可操作的范围内由各种强制力给予保障。那么,既然目前农村的这种前所未有之好的状况,是因为整体发展的需要允许或要求农村、农民得到这些益处,就不能不担心,如果有一天整体发展的需要不再允许或要求农村和农民受益,那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