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桎梏及其超越

作者:微之

“知识的进步虽然为人们所渴求,但不能解决生存抉择的需求问题,而马克思和韦伯则是这方面的榜样。(罗思,2002:2)”追溯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不是韦伯的终极目的,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才是其根本目标。

1.理性化铁笼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行将结束之处,韦伯表达了对目的理性逐渐侵占价值理性这一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的担忧。在过去,宗教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宗教伦理给人的生命提供意义支持,社会制度提供物质援助。但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却是建立在地位团体排斥了各种“基督教伦理宏伟的基本精神”基础之上的。

以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的一切近代文化,都是从新教的入世禁欲精神中孕育出来的(韦伯,2007:186)。但是事过境迁,新教入世禁欲的宗教意义已经丧失殆尽,留下来的就只是禁欲与赚钱的物质躯壳。入世禁欲的生活方式已经从宗教地位团体的生活方式变成了全部世俗人的生活方式,并助长了近代经济秩序的建立。这种经济秩序,将会一直支配“在此一机制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韦伯,2007:187)”。清教徒想要成为职业人,而我们则必须成为职业人(韦伯,2007:187),否则必将被甩在社会秩序之外。

形式、目的理性这种外在事物,本来是达致宗教救赎的手段,是可以随时脱下的斗篷,现在却成了钢铁般的牢笼。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宗教伦理理性化盘踞在机械文明的基础上,便再也不需要宗教精神作为前进的动力——它需要的是化石燃料、钢铁森林(韦伯,2007:187)。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韦伯,2010g:193)”,“天职”概念已经退避到私人的领域,人们需要的,不是精神意义的追求,而是物质的生产与享受。

行文至最后,韦伯甚至差点突破了价值中立原则的限制,对资本主义做了如下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在这个虚无者的想象中,它幻想着自己已经攀上了人类前所未至的文明高峰。(韦伯,2010e:)”但韦伯及时地停止了预判,将焦点转向未来研究蓝图的规划中。

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体现在社会层次在于现代社会不再关心、也没有能力解决实质理性的问题,转而只能强调形式理性(刘莹珠,2014:149)。体现在个人生活方式上,则是个人无法在社会规范的范围内依靠价值理性生活,因为“生命的意义”已经没有意义,人们只能在目的理性的生活方式中被形式理性的社会携裹前进(韦伯,2010g:168-169)。在一个祛魅与理性化的时代,一切最崇高的价值,只能够在私人领域苟延残喘(韦伯,2010g:,193)。

2.超越之路:先知与责任伦理

在指出资本主义现代性背景下的生存困境之后,韦伯开始着手解决生存抉择的问题。韦伯认为,理性化、官僚化的生活方式已经从单个地位团体的生活方式变成了整个社会必须服从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对人类有一体两面的影响,一方面不断提高管理技术的效率,一方面压制人的主动性和自我价值(吉登斯,2013:298)。

一方面韦伯寄挣脱理性化及官僚化牢笼的希望于卡里斯马先知的再度降临。由于其超然的英雄气概、独特的反常规性,卡里斯马先知在社会转型时会是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韦伯,2010c:353)。但是在现代性背景下,对先知孤独的期盼与等待,将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回报,就像犹太民族期盼的弥赛亚从来不曾降临一样(韦伯,2010g:191)。

既然独特地位团体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了整个社会的桎梏,那么就只有在社会层面去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基于此,在形式理性vs实质理性、目的理性vs价值理性之外,韦伯提出了第三对概念,信念伦理vs责任伦理,从而尽可能地弥合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鸿沟,解决世俗化背景下人类生命价值与意义的问题。

随着整个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提供唯一价值的宗教神已经死去,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又建立起了价值诸神纷争的万神殿,多种价值并存才是现代生活的现实(韦伯,2010g:184)。人们对多元价值采取三种态度:第一种,将多元价值当做招之即停的出租车,这种人在现代性的洪流中随波逐流,风吹草偃;第二种,按照信念伦理行事,凡事只重终极意义,不考虑后果;第三种,按照责任伦理行事,在价值的指导下行动,选择恰当的行事手段以达到或规避事先已考虑到的后果,并对这种后果负责(韦伯,2010g:262-265;刘莹珠,2014::233-234)。在现代社会中,第一种人既是社会组成的大多数,又是最没有存在感的群体;第二种人随着理性化与官僚化的进程逐渐退出了公共领域;唯有持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人是韦伯重点讨论的的对象,唯有依靠责任伦理,才能挣脱现代性的牢笼。

和以政治为志业的政治家一样,责任伦理所要求于人们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生活报以极大热情,依靠敏锐的判断力选择生活方式并对其负有终极责任。在多种价值并行的当代,个人既不能随波逐流,也不能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平实而单纯的:遵循生命中的不渝之志(韦伯,2010g:191),在认识到现代性的桎梏之后,仍然拥有承受并料理现实的能力,并且勤能行之(韦伯,2010g:275)。

如此一来,秉承责任伦理的生活方式就将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了起来:首先,奉行责任伦理的行动者会首先找到他生命价值中的操弦之神,因此是价值理性的;其次,行动者会考虑预期后果在伦理上的意义,因此必须拥有料理现实的能力,即包含了对目的理性的考量。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在责任伦理概念下得到统一(刘莹珠,2014:236)。

在价值与意义的存在空间越来越逼仄的现代社会,责任伦理为人类冲破理性化牢笼提供了唯一出路。责任伦理一方面为经验理性行动提供价值基础,另一方面为道德理念奠定现实基础(冯钢,2001:38)。只要我们的心灵尚未枯涸,那么,“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我再无旁顾,这就是我的立场。’。这才是人性的极致表现,使人为之动容。(韦伯,2010g:275-276)”

文章摘录自本人硕士论文《阶级与地位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