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作者:AY

作者在前言中即说明,本书旨在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并不是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作者试图弄清20世纪前半段国家政权扩张给华北乡村社会带来变革的过程。

因此,用于描述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不同的关系面貌,出现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两个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是直到清朝时依然在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权威来源的基础,具体而言由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和象征构成。而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则是国家政权的一种停滞不前、无法提高效益的一种现象。

对于乡村社会原本的文化网络,作者着重介绍的是对于维系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而言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素,宗族与宗教。按照作者的观点,在大部分村庄中,这两个要素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两个要素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不过不论是在宗族发挥着较大影响的村庄,还是宗教为主导的村庄,村庄都因为这样的纽带而联系起来,乡村的政权因为与这些要素紧密联系而获得权威,乡村社会的精英也是在宗教或宗族的活动中得到机会充任乡村领袖,从而控制了乡村的大小事务。而国家政权也一直在试图将宗教或宗族正统化,当然,这种做法是收到了相当的成效的,作者在书中举的人们对关帝的信仰即是为了说明这一点。总而言之,政权合法性的根基正是这种社会的文化网络。

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即是其财政需求的急剧扩大,战争与赔款都是造成需求扩大的原因。而在清末时,乡村社会的田赋征收形成了双重经纪(营利型与保护型)统治的局面。营利型经纪主要是替原有的国家机构直接像农民收取赋税的这部分下层的吏役。官僚体系对这部分人的控制极弱,他们收取税赋实际上是为了借此机会贪污中饱。而保护型经纪则是在一些村落中出现的村际合作组织,由民众自己联合起来缴纳税赋,但是这种组织容易受到营利型经纪的影响而变质。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不断扩大的财政需求是难以被满足的,因此就导致了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势介入。

国家财政的扩大,也许是财政合理化的一种契机,亦即国家财政可以借此而拥有稳固的税源和税收体制。然而,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是同时发生的,财政收入的增加依靠的是原有经纪层的不断扩大,而国家希望将原有的经纪层控制起来令其官僚化的企图则失败了。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乡村经纪贪污中饱也愈加严重,使得乡村普通民众越来越不堪重负。这也就造成了作者所说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如前所述,原本的乡村领袖是在原本的文化网络之中通过与那些规范和象征的种种联系而获得权威的。在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状况之下,原本的乡村领袖也逐渐逃离了原本的职位,这是因为沉重的摊款与缴税的压力,许多时候让先行垫付钱款的乡村领袖损失惨重,因而造成了乡村领袖与村庄利益的分化。原本乡村的权威体系就此崩溃,而占据新的官职收取赋税的人则变为了可能完全没有财富、名望的乡村恶霸,这部分人执掌公务仅仅只是为了中饱私囊,这些人成为最残酷的国家经纪人。如此,国家政权的威信就大大降低了,原本的权力的文化网络遭到破坏。而之后日伪政权进入之后,对赋税等制度进行改革,实现了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较为严密的控制,则更是建立在对文化网络毫不留情地一种摧毁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