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读书笔记

作者:kaka

经济学原理认为,通常经济欠发达的国家,税收负担较轻,而当国家越来越强大、富有时,国家政府以税收获得的收入占国家经济总量的份额随之越来越大。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情况。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得到扩张,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侵略者的压迫下,政治上中国中央政府被迫进行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晚清政府的君主立宪制和北洋军阀政府的民主共和制相继走上历史舞台。但这些非自主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由于几千年封建制的惯性和封建统治阶段的阳奉阴违,以及工业化并未实质上在中国得到推广,致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变革仅停留在表面上。为完成帝国主义侵略者搜刮利益的需要和应付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赔款,清政府试图通过扩张权力来增加税收。随后的北洋军阀政府出于战争需要,延续了这一政策倾向,这导致华北地区的官方组织与乡村治理机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以“区”级组织的建立和正规化为标志。效仿西方国家建立现代化权力机构的愿景是美好的。如区级政府的设置任务是人口统计、土地丈量、征收赋税、维护治安、调解矛盾,组织村级管理机构选举,并且负责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还组织乡村经济的发展。但执行过程中无论是省政府还是区级政府落到实处的措施都是围绕榨取财税。县政府为增加税收而增设税收名目,并增设机构来完成收税任务,但区级机构面临乡绅阶层阻力的同时,更多地是考虑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全局,加上增设机构、人员的办公费用增加,最终中央政府并没有得到整体税收增加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农民被加重盘剥,传统乡村结构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西方经济学原理认为人们为对激励做出反应,在这一案例中,税收行为无效率,产生了无谓损失。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乡绅、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从未列入国家政权组织。农村的普通民众通过乡坤、宗族组织向政府反映诉求,而政府的行政、税收等也依靠乡坤、宗族组织完成。清政府始建立的“区”级组织并不适合国情。这样一个形式的国家权力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结构的瓦解。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另一重要原理是管理意味着权衡取舍。为提高税收而增设的许多“现代化”部门,如土地清丈局、卫生局、公路桥梁管理局、消防队、党训班、各级税收警察等等,使得政府预算中工资的增加,设备、基础设施工程、维修维护费用相应减少。而且机构的臃肿降低了行政的效率,徒增农民负担的同时,政府税收也并没有得到实质增加。杜赞奇称之为政府的“内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