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私人生活的变革》

翻阅《私人生活的变革》,自始至终,“社会性”的概念一直贯穿其中。不论是作为顶层设计的“国家”,或是处在社会结构的“家庭及个人”,在经济与社会关系(chapter1)、两性关系(chapter2,3,4)、地缘关系(chapter5)、财产关系(chapter6)、代际关系(chapter7)、外部政策关系(chapter8)等元素下,无一不体现着双方各自的社会性。

国家之于其他主体的作用

我对于上文所述各自的社会性的理解是,之于社会及社会中的不同单位或个体来说,国家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其产生作用的方式也许多元,但依实际而言,仅政策一项,即可以形成冲击性或是颠覆性的影响,而国家,也无需再用其他手段来弥补或增强这种作用。这又使我不禁想到政策制定的有效性及目的性——走向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最根本的体现,也许就体现于个人在私人场域的各种变革。在从集体化到非集体化的制度变迁下,下岬村村民的生产及生活,也逐渐从公共场域转向私人场域,虽然不能说政策或是制度的变迁导致了这种转变,但是起码,制度的变迁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种可及的环境。由此看来,似乎制度的设计大多具有正向意义,但其实也不然。不可否认的是,一项制度,势必会带来某种好处,但也同时会在某方面存在缺位。国家倡导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平等,批判父权,使下岬村的青年群体的权力意识增强,同时却带来青年人以平权为借口进而逃避责任与义务的养老问题,这不仅是在当时的下岬,今日也许更甚。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环境的背后,就是制度的缩影。

个人与家庭的互构

在书中,始终被提及的一个概念让我记忆犹新:家庭不是为了支持个人而存在,相反,是个人为了支持家庭的延续而存在(P251)。这与我之前对个人与家庭的理解有点偏差。从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中,在社会支持的概念里,家庭一直是作为支持个体而存在的特殊情感单位,是个人情感归属的主要场域,在对下岬青年亚群的研究中,个体的自主性使得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开明,或是单一(我主要是指个人对家庭的除财务方面的其他依赖)。我尚且还不能明白作为弱势群体,是否也同样适用于这种个人支持家庭存在的重要性?

两性关系及性观念的变迁

与此同时,我对于书中关于两性关系及性观念的论述颇感兴趣。第一次另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性的问题上,农民的态度要其实比社会上层要开放得多。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地区的禁欲主义也远不似城市那么严重(P83)。第二次是:村里人承认,在90年代,非处女的姑娘在谈婚论嫁时不像过去那么落价,因为他们得到的彩礼一点也不少(P89)。第三次是:……陆大伯说是公家惯坏了女人,准许他们用离婚来吓唬男人。他指出,女人一旦能够随便闹离婚丈夫便胆小了,因为二次结婚要花的钱太多,他们花不起(P121);……当地的男人很怕离婚,因为他们无法迁徙,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处于劣势而结婚费用又非常高昂。相形之下,户口制度使得妇女要迁移就容易得多,所以离了婚的妇女要再嫁并不难(P260)。

站在女性视角来看,这似乎是件好事。女性终于可以摆脱作为生育机器而存在性行为的伦理绑架,同时,在两性关系中,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似乎也在推动者着性别平等,但我对于天价彩礼的实际思考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弱势一方的自我保护或防范?也就是说,尽管看起来社会在接受性别平等的概念,但实际,女性却需要采取类似于“天价彩礼”的方式来对可能存在的导致离婚的潜在因素做出提前防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已经被大众所接受的性别平等的主流价值观还成立吗?……

尽管我还有类似许多疑惑,但这本书让我再一次确信,国家之于其他主体的强有效性,是各种变革和转型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