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个体化社会困局的反思者——读《个体化社会》有感

作者:小菜一大碟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出生于波兰的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却成为反犹太清洗的牺牲品,1968年因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被驱逐出波兰。他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曾著作“现代性”三部曲和“后现代性”三部曲,1972年后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

《个体化社会》是鲍曼在世纪交替之际所做的学术演讲汇集。思想极为深邃,话题及其广泛,如资本与劳动、社会福利与道德伦理、文化与文明、人道主义与人权、现代情爱与性爱等。虽然论题的涉及面广,呈现碎片化的特征,置身其中宛若走进了一个迷宫,但万变不离其宗,鲍曼正如社会学家所一以贯之的——围绕“个人与社会关系”中心议题——始终关切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发展困局,不仅试图描述人类穿越现代性的艰苦历程,而且为我们揭示了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之时的“个体化社会”困局,更为我们指明了一个解决之道:在一个充满差异、“他者”的个体化社会里,宽容“他性”的存在,承认相互间的相异性,在差异中谋求一致,才是个体自由、保障的前提。

若要深刻领悟《个体化社会》,必须先对“个体化”有基本的理解:何为“个体化”?在《个体化社会》一书中,鲍曼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鲍曼直接论述道:“个体化指的是个体身份从承受者(given)向责任者(task)的转型,和使行动者承担完成任务的责任,并对他们行为的后果(副作用)负责”。

在鲍曼看来,现代社会的分化是不可抗拒的。具体原因如下:鲍曼认为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是制造意义的工厂。他把社会看成一种“一致认为和共受同享”的力量,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在社会力量的驱动下,为制造“生活意义和准则”而存在。生活意义的对错对应着社会价值的对立与差异化,这为“文化”和“秩序”赋予新的内涵:“文化”表达为一种生活意义与准则的存在和发展,“秩序”则作为对生活准则的强势控制。社会稳定与否取决于两者是否均衡和谐。社会秩序的要旨是重新分配,通过对资本和利益进行再分配控制着社会的不平等。当社会个体不满社会秩序的控制,对自身存在方式做出新的选择时,社会便进入一个“无情的分化过程”,即社会群体向个体化的转型。这是“个体化社会”来临的必然逻辑。

在个体化社会中,社会对于个体来说已经是分崩离析、支离破碎、不易辨识、难以捉摸的;人们对政治的冷漠日趋严重,对包含个体生活的各种亲密关系的大众生活空间进行“殖民分割”,从而导致“大众的崩溃”,稳固生活纽带的迅速衰退;个体化的生活方式切断了个人与社会连接的各种纽带,现代社会中两座让个体通达生活意义的桥梁——家庭和民族——却在后现代社会里逐渐坍塌了。在鲍曼眼中,对于个体来说,社会是个体获得短暂快乐的场所,是品味永恒、消除恐惧的栖居之地,个体只有与社会联为一体,才能保证生活意义和永恒价值。可悲的是,现代性的文明进程看起来是不太成功的,工具理性的嚣张无法使人类避免掉进进化路途上各种陷阱的危险。现代性试图用理性主义疗救社会的种种病症,诸如心理焦虑、道德沦丧等文明病,但不仅没有治理前现代社会的自然的混乱,反而制造出整体的人为混乱,因此,现代性努力建立秩序的企图总是流于破产。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使得个体开始严重分化,成为社会问题分析的基点。在个体化社会中,许多社会问题直接体现为个体问题,致使人们不再到社会领域中去寻找它们的根源,而是直接回到“个体”之中去寻求解答。与此同时,对于个人成就和能力的强调也使得各种社会不平等更为正当化和合法化。在现代社会,这个“不再靠社会拯救”的训告深入人心作为了常识的时代,社会已经抛弃了个体,但个体却还在热烈地追寻它。“拒绝给予集体和公众超越的手段,抛弃个体,任他们孤独地挣扎,去完成一项大多数个体都缺乏资源来单独完成的任务。……人们带着强烈的激情寻找群体,即便精神已经分裂了的个体也是如此;人们需要改进了的新型性政治体制来折磨自己那作为替罪羊的肉体,但有自相矛盾地笃信肉体既是需要竭尽全力保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也是永无止境的快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愉快的感觉)的源泉,这些快感因吸收和消受那些现成的激动人心的事情而产生……” 当人们找不到可靠的安全保障和长久的精神支持,个体在面对社会时感到孤独无助,遭受各种风险袭击的可能性不断加码,风险危机和不安全感时时相伴并困扰着生活中的每个个体。总之,“流动的现代性”所呈现出来的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则带来了当代社会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最后,还是回归到“个体与社会”这一对儿范畴吧。无论是“把社会成员铸造成个体”,还是“个体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鲍曼始终关注的是在日益个体化的社会之中,在群体生活中得以存活并进化的个人,怎样才能在这种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下找寻到人生存活的社会意义和自我的价值之认同。“一个人总是把自己的生活作为要讲述的故事来过,但是希望讲述的故事的编织方式却决定了生活之线的纺织技巧。”针对个性化社会困局,如何进行当代社会的重建呢? 鲍曼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在一个充满差异、“他者”的个体化社会里,宽容“他性”的存在,承认相互间的相异性,在差异中谋求一致,才是个体自由、保障的前提。也即是要建立一个基于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共享基础上的、基于他人和社会对个体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尊重基础上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