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社会》读书笔记

作者:锁

人类试图挣脱自然,控制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但我们会发现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仍将处于自然之中。社会也同自然一样,我们在这里生活也在这里变得疯狂。社会群体重新思考体力的束缚,在有限的生命中为感受无限的永生和寻找真实的意义作出疯狂的努力。基于对社会超越所产生的激情和资本,会导致激烈的文化创造和文化资本,社会秩序就是控制它们,把这种控制转变为维持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但这种控制本身也是不好控制的,往往会产生过剩操纵。 会引起社会进一步动乱。这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机构变成了产生问题的机构。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仅依赖于自己还依赖于社会。社会有时会放弃个体,拒绝给予帮助,让他们在有条件的社会框架里孤独的挣扎。条件与目的和行动分离,社会和机构为条件的边界起建构性的作用。人们在游戏世界里被迫的讲述故事,不过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的生活游戏,以我们的自我反思和故事讲述为其最突出的组成部分,游戏进行的方式是游戏规则,牌盒里的内容以及洗牌和发牌的方式都很少的到仔细研究,成为被反思问题的时候越发少有,更不用说进行严肃的讨论。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人被市场蛊惑着成为“天定的个体”,从被动的灌输到主动的吸收。但是在这个时代,人们所处的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加剧,这种动荡不安似乎冲破了条件的边界,人们试图开始寻找个体生活的真实意义。

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人得以脱离附属物而存在,劳动力从整体中分离出来,成为自足的商品。看似从束缚中挣脱,但却进入更为理性的控制之中。传统社会从内部分裂,一个早就已经计划好的工业社会已经为他们铺好道路。工厂将劳动力与资本捆绑在一起,双方彼此依赖。规则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有时它可以保护劳动者,有时也会消解劳动力。与长期雇佣相比,短期雇佣互相之间缺少依赖,规则也变得灵活多变。资本不彻底的依赖摆脱了对劳动力的依赖,虽然资本仍受到政府的影响,但已经可以在合理范围内自由运动。资本与生产力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弱,与消费者的关系越来越强。罗伯特。赖希酱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分为四类:1、符号操纵者:创造构想并使构想吸引他人和得以出售的方法。2、从事劳动力在生产的人(教育工作者或政府工作人员)。3、从事个人服务的人,需要面对面接受接受服务的人。4、可以背替换的日常工作的劳动者。第四类人为资本的原始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从“沉重的现代化”到“轻巧的现代化”的道路上憧憬着普遍主义的社会。

既然规则受到挑战,就会产生文化危机。文化的作用是:任何使一切有条不紊的努力都可以归结为操纵事件发生的概率。 文化通过分化活动操纵事件的发生概率,从而将事物分为不同的类别。危险与模糊常常是伴随发生的,他们之间如果没有明确的分化的界限,发生危险的概率也会增加。社会混乱的发生就会导致对社会秩序的渴望。建立秩序、维护秩序与不稳定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秩序永远不可能有终点,它就是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但支配者要求被统治者遵守秩序,自己却想摆脱秩序。全球化一词的出现正代表了新的世界混乱。常规性的规则不再是必要条件。全球精英的新的流动性迫使大众依赖于精英们的自愿投资,这种不确定性具有自我延长至久远和自我强化的能力。 大众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对现在的生活也没有把握,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的思维。以前那种亲密的空间位置也变得没有意义。电子手段的发展、信息的流通,高效的流动,空间变得无关紧要,局部被整体笼罩。同时时间和空间的分配在权力阶层的中存在差异,拥有权力的人只生活在时间之中,没有权力的人竭力想要保住自己的空间。他们流动性较弱,国家政府虽然还在强调规则重要性,但社会规则的作用仅仅只是用来划分谁是社会的弃儿。

社会处在自由和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没有自由的保障和没有保障的自由都是痛苦的,但更为痛苦的是,我们只能在这两者的妥协中换取片刻短暂的快乐。弗洛伊德认为,自由与保障之间的紧张状态往往得以内化,然后从内部与个体对抗——呈现的形式是超我和本我之间的斗争,在“自我”的战场上展开。 因此人因为受到社会的压制产生内心的病态,如果想要消灭这种病态,只需要承认这种压迫并丝毫不做出反应。我们过上了前人们向往的所谓自由的生活,然而也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生活在没有保障又充满危险的社会。以前,个体会聚集起来共同面对这种危险,现在个体很难聚集,即使有共同力量的聚集,也因为不能完全投入而不能形成以往的共同利益。这种力量的分散带给人们的共同信念是每个人都在独自面对并与之战斗。人民失去了共同决策的能力,公共领地被单独的个体占据,公共利益被简化为社会名人的个人新闻。看似增加的个体空间会受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攻击。这种不稳定因素导致人们对于现在以及未来失去控制。现代社会矛盾、自由和怀疑是相伴而生,理性的作用性越发凸显。现代哲学家和现代权力机构试图利用理性在危险的现代社会中重建秩序。现代性集中于自已所能控制的事项之中,避开那些不受控制的范围。现代思维想要以立法来实现“绝对开端”,试图抹去一切历史痕迹,建立一个理性的现代乌托邦社会。创造理性的社会秩序。个体自由的秘密就在于业已建立的社会法律的强制性力量。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取所需,希望恪尽职守,绝不奢望非我之物。 想要到达这样的社会,现代化就要在立法的合理空间内控满足人民的需求,但是需求的增长速率大于能力的控制力度(除社会边缘人群之外),而且现代性不仅没有完成绝对开端的计划,变成了控制危机的主体,这两者导致现代化策略冒险的失败。

在前现代社会中,那些低等阶层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劳动力补充的后备役部队,他们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现在社会发展已经从生产为主转向了以消费为主,但那些边缘人群没有消费能力,于是穷人们就从以前的备受怜悯之人变成了社会的负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社会的人都处在不稳定危险之中,如果可以将下等阶层的人从这个社会中去除,那整个社会的危险程度可能会降低。现在道德的作用在现代化社会中微乎其微,没有什么可以控制道德的使用,即使社会福利工作者竭尽全力也只能是在规则化的官僚制度中努力。社会福利的未来取决于道德标准和我们共处于其中的社会。正是这些道德标准今天却面临着危险和危机。讽刺的是,我们今天努力寻找的道德正是百年之前就已经决定好了的事情。
导致社会如此不稳定的一个原因:1、秩序的失去。国家机构缺乏一致性和方向性,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再成为其他国家的向往对象。他们之前那种和平和维持的形象已经崩塌,成为了世界不稳定秩序进一步发展的促成者。2、秩序的失去就引起了社会的无序和混乱,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并且还在不断的剥削过程之中。3、、家庭和邻里关系网络的解体,新的人际关系的建立只能产生短暂的效应,能够依靠的只是飘忽不定的市场关系。4、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个人特征的组合叠加、流动性的增强和可选择的视而不见是后现代城市中居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城市人享受局外人带来的快乐,却仇视除去快乐外的一切,讨厌局外人抵抗他们时所表现出来的的反映,将自己与局外人划清边界。要想清除边界,其方法是强调选择个体特性的权利是公民或人类的唯一特性,强调个体对这一选择具有最终不可剥夺的责任—-这种方法就是揭露由国家或群落控制的复杂的机制,揭开这些机制的面具,因为他们的目标即是要剥夺个体自由选择的自由以及那一责任。 21世纪的现代性相比于20世纪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人们处于永运不满足的状态,对明天充满希望,认为明天就会达到完美的状态同时个体可以保持差异,可以选择自已生活的模式。在这时缺少引路人,一切全凭个体独自探索。我们是权力上的个体而不是事实上的个体,不是出于自主的选择而是出于客观的必然,在自我认同,自我管理自我决定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权力。当下社会的信心摇摆不定,一方面是因为缺少推动前进的机构,即使有这种机构存在权力的外延也使的机构本身难以控制,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社会目标的模糊性,不清楚机构应该做什么来达到美好的未来生活。美好生活的建立需要现在的努力和信心,但是现在状态是犹豫不定的,只能在短暂的目标支配下短暂的生活。社会福利工作的艰难进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贫困人口的剧增。他们本身成为社会秩序不稳定消解的因素。那些目睹了穷人生活境况的人们,渴望获得穷人那种对于生活不能更差的稳定性,看他们不会越界一步,因为稳定的代价太大了。

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不再是简单的学习知识内容本身(一度学习)也不是学会学习的方式和技能(二度学习),而是利用已经习得的技能破坏抛弃和瓦解社会一切模式(三度学习)。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一切东西都可以对我们进行三度教育,这种危机感的产生源于个体特征的普遍消解、个体特征形成过程的违反常规和个人化、权威的消散、价值信息的多重性以及随之而来并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特有的生活的不连续性——我们喜欢把这个世界成为“后现代的”。 首先表现在大学传统权威的衰落。大学是社会一体化要素的生产基地一起重要的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培育基地。这两种功能如今看来都在衰落。另一方面,国家权威的不稳定性,决定国家文化发展的力量不再是那些有知识的人而是市场。第三、其他机构正在取代大学向消费者输送价值观,大学的作用弱化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灵活市场的诞生也削弱了学历证书的价值。过去900年间大学所做的每件事情只有在永恒的时间或前进中的时间内才会产生意义;如果说现代性消除了前者,那么后现代性则结束了后者。 在这里永恒的时间代表着大学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前进的时间的结束则代表着片断短暂、零碎化的时间的到来。大学里知识分子被取代一方面由于大众注意力会迅速转移,只停留在不需花费大量时间的短暂时光;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危机的出现,科学变成了首要指责的对象。要想改变大学的这种处境要培养人们认识到大学存在很多不同的教育标准和教育方式足以抵抗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化。

我们的个性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个体特征已经不是一个个体问题,反过来社会制约着个体分化的方式以及表现形式。社会阶层的分崩离析,社会等级的接踵而至,个体要在等级的限制中规范自身以求适应已经确定的生活模式。不仅个体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且他们的跑道的终点和跑道本身也是如此。“被连根拔起”现在已是一种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很可能要无数次重复的体验……总跑在路上已经成为(如今是长期)被连根拔起的个体永久的生活方式。 这种不确定性需要集体的力量共同面对,但聚集这种力量已经是难上加难,个体将每一个问题都当作是个体问题降临在自己身上。个体依赖于全球而生活,却只在局部范围内生活。在全球化中寻找一种消遣方式得到某种自我认同。在没有长期保障的情况下,个体只能寻找短暂的快乐,这种过程由之前的个例变为了常规。任何延迟的满足都不如当下的满足带来的喜悦。为了使今日所努力之事在明日看来变的毫无意义,个体要做的就是培养自己不受长期的约束,丢掉忠诚了信任。合作关系也在寻找短暂的过程中分化和衰落,只要一方可以更容易从别处得到满足,那联结关系(包括家庭在内)立刻土崩瓦解。

爱心和理性如何平衡是我们在现实行为中遇到的一个难题。二者却总是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主要是因为爱心代表价值,理性代表用途,价值是利他的价值,用途是利己的索取,爱心处在无限的没有边界的时间和空间之中,而理性却恰恰相反。这就导致了爱心无法被定义,它就是模糊不清没有用的。爱心应该将理性当作工具,而不是错误的使用。莱维纳斯认为道德最初诞生于“面对面”的环境下,它先于一切事物,在外界的比照下才会真实存在,个体的道德关系是不可代替而存在的,我们的行动是纯粹的道德行动而不是利益行动。当然,这是之前的社会,现在,一切已经变得不同。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这些被看作除我之外的一个整体,不论我的道德如何表现,对整体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道德规则,法律的制定使得社会处于同一标准框架之下。人们不再用自己的标准判断道德的得失,丧失个性的同时个体情感被理性取代,面容变成了面具,面具可以随意摘下或者带上,又引起了社会的不确定性和不信任感。正义是在道德培养之下产生的,但是它只有在比较时才可以独立存在。道德从最初的纯粹环境中蔓延,只有正义才可以控制道德的边界。道德对他者的责任形成(或者也可能不会形成)之后,便要在一般化了的规模上通过国家及其机构的工作得以实现。 莱维纳斯的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汉斯•乔纳斯把道德困境置于历史视角,以文化堕距的理论来思考,认为科学阻碍了道德的发展,我们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道德,虽然现在看来很难施行,他认为我们在技术已开始运用的时候就要猜想一种最坏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需要一种“系统式的悲观主义道德”。全球化产生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破坏了道德的连贯性。这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首先经济市场已经凌驾于政治机构,表现出了超地域性的特征,权力已经从政治机构中脱离,莱维纳斯的那种试图通过政治解决道德空缺的途径首先面临的就是机构的短缺。市场资本不仅摆脱了现在的责任,也摆脱了对未来的责任,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一些人来说可以随心所欲的流动,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自己占据的位置也随时可能被抢走。除了机构的短缺之外,还会产生精英与大众的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之间没有对话的意义和必要。全球化之下的国家没有独自阻止经济流动的能力,他们现在除了镇压这种低级手段外别无他法。

民主在不断的转变和循环。转变的可能性和实用性都取决于同一个条件:取决于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治。 成员进行思考和付出努力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处的社会也是自治的。目前民主的民运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来自于公众权力的软弱(权力具有全球性和超地域性,政治具有局部性和地域性),另一方面是公众问题和个人问题之间的转变变得衰弱。如今,暴力的施暴者和受害人是很难区分的概念,施暴者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成为施暴者,而是因为他们被赋予的某种标签。受害者的痛苦对于大众来说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痛苦还得依赖于施暴者的话语。暴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作为手段它是想要获得威逼行为合法性的工具。权力的斗争说到底也是对于合法性的控制的斗争。暴力也是在社会环境的大环境之下塑造的,平时它隐形在我们社会生活之中,只有在常规被打破之时,暴力才会显现它的外部特征。在过渡时期,由于旧有机构的衰落,新机构又没有建立起来,人们倾向于运用强力的频率越来越高,在很多情况下,这都被当作一种暴力。人类关系的模式被摧毁,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学会在规则之下如何生活,而是要建立规则。社会暴力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暴力的边界被重新界定,在昨天看似合法的行为,今天已经被划分为暴力,其次,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试探着暴力的边界,想要最大限度的划分自己的土地。历史发展就是一部暴力史。少数富裕国家通过暴力、掠夺资源,征服当地人民,但是现在看来,在如此个性化的社会中,没有什么“合法的威逼行为”,所有的威逼行为在团体看来都是暴力的。原先的那种暴力方式已经消失,新的暴力是在电子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

性、性爱、情爱关系复杂,互相联系,界限不清。如何控制性的过剩能量不在社会中肆意蔓延,给予其一种合理解释,社会给出了答案,一种解释是官方意识形态下的解释,将性爱凌驾于生殖之下,另一种解释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将性爱与情爱联系起来。现在市场试图给予其合理解释将性爱变成一种可供其利用的商品。随着常规性规则的消失,人们越来越注重感觉的追求。性爱已经从性和情爱中分离出来,变得自由自在,后现代中人们对于短暂性的追求在性爱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后现代的性在塑造个性化的同时切断了人际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充斥其中。

人类意识到死亡终要来到,那今日就显得愈加珍贵,文化是搭建这种短暂性和永续性的桥梁。第一种传承途径是个体,个人思想是可以传承的要素,只有特殊的人才可以被铭记。第二种桥梁是大众的桥梁。个体的生活并非微不足道:个体的有限能够用作工具,以获得集体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