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社会”的疯狂与救赎

作者:白光

鲍曼,一个用学术的方式讲故事的社会学家,在《个体化社会》中以多篇短小精悍的演讲散文勾勒出后现代境况下人们的存在、思维和行为方式,揭示现代人在“个体”与“社会”两极间摆荡的尴尬、失落与疯狂。

1.《我们的存在方式·劳动力的变迁》

P3:“劳动”的重要性:因为劳动而属于某个阶层的人们具有自决权,在这一自决权和基于这一自决权的政治活动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身体的辛劳是财富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源泉

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对身体的塑造与控制

(“封建时代”:人身依附,土地与劳动力的粘合性;

工业时代:自由劳动力,p5——劳动者与生活手段的分离→福特时代:遮蔽历史,以工厂终身雇佣制“捆绑”劳动力,劳动者对工厂有极强的依赖性,长期地细密分工造就单向度的人;当代:短期雇佣制,促成个体加速分化和重塑,造就松散的雇佣关系,减少依赖性和相互信任)

  1. 《局部有序,全球混乱》

P27:“支配地位的获得是通过消除限制自己选择自由的一切规则,而同时在其他所有的人的行为上施加尽可能多的限制性规则。自己运作的范围越宽,权力就越大。自己选择的自由越少,那么在权力争夺中胜出的可能性就越渺茫。”

争取自由——争夺权力——秩序不稳,冲突不断

 

“全球化”:p28“秩序本身的贬值”——动荡不定,混乱不堪——激发新的社会控制——流动性的分化:不可流动(成了社会剥夺,过去以“安土重迁”为重)VS高速流动(资本、权力的高效率行动)

 

P36“拥有权力的人只生活在时间之中。没有获得权力的人却生活于空间之中。对第一类人,空间无关紧要。而后者,却拼尽全力要使空间至关重要。”

 

  1. 《自由与保障:动荡中结盟的未完故事》

自由与保障:天生的盟友和敌人,相爱相杀。自由意味着快乐,随心所欲;保障意味着安全,遵循惯例。他们的平衡只存在理论中,在实践中总是反抗与压制俱生。

 

现代流行的“丧文化”:p41 精神上的沮丧这一感觉表明人的软弱无力,没有能力去行动起来,尤其是没有能力采取理性的行动,以胜任地履行生活中各项义务。……虚弱、不足——这些名称都表示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的疾病——后现代的缺陷。并非担心不相一致,而是不可能一致;并非对越界心怀恐惧,而是对无边无界充满惊骇。不是需要超越自己的力量去行动出来,而是徒劳地寻找稳定而又连续的生活之路的行动漫无目标,散乱无章。

无边的自由让人茫然,其代价在于:p42没有保障(或者说是危险:一种更加复杂的不舒适境况,既没有保障,又有动荡和危险)。

选择的漫无边际让人害怕,想逃避自由,追寻栖息处

群体与个体的“辩证关系”:p43 艾利亚斯《个体的社会》:意在表述这样的社会:促成个体个性形成;个体又以自身的互动形成社会。——现代“个人主义”社会的形成模式。这一社会反复培养人的自觉性,给予其自决权,促成个体分化。然而,这种过程很容易造成“原子化的个体”,让“集体性的”“共同事业”愈发成为不可能。个体不得不孤独地面对自己的困境,自行与之抗争。然而,权力的全球化造成的后果却不仅仅是个人性的,风险社会让每个人都饱尝“失控”的滋味。P55“它又反过来导致政治意志的枯萎;怀疑任何可以感觉到的事情能够集体完成,或者怀疑独立的行动能够在人类诸事中产生剧烈的变革作用。”结果就是个人的意志萎缩,从而“失去自我定义和自我管理的勇气和意志(p56)”——失去自决权。

 

P56“公民是主体政治的一员,他和其他成员一样在涉及自身权利和义务的一切事务中都有发言权。正是这一想法成了现代民主和现代共和政体的基石。在作为主体政治的现代共和政体中,全体成员集体商讨如何塑造自己的境况,他们将在其中共存协作,团结一致。”——民主是个人自决权的体现,是与僵化的机构相对立的一种自为的“政治力量”。鲍曼提出一个区分民主社会还是不民主社会的特征是:p57“通过社会中连续不断的抱怨说社会不够民主,就能最好地辨识出它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在和既存的国家政治机构对抗、协商的过程中,努力达成“自由与保障”的平衡。反过来,这一过程是必须要以加强的个人自治力为基础的。民主要个人自治力,也不能失去群体的团结力。

 

  1. 《现代性与清晰性:失败的冒险故事》

现代社会让“矛盾、自由和怀疑”相伴相生。启蒙时代的人有着天真的自信,相信自己是宇宙中心、天地之王,有不可辩驳的理性为自身个体化的成就作传,在以理性质疑了信仰之后,启蒙思想家试图用精确的“知”塑造人类的世俗社会。早期现代性以其朝气蓬勃的斗志试图控制现在、把握未来,把不确定性、偶然性千方百计地驱赶至暗默处。对乌托邦的构想在物质上体现为绝对理性可控的城市规划。现代性试图摆脱传统的摆布,在它信马由缰地奔向未来的途中,历史的连贯性变得支离破碎。它听凭自己的意志放肆地进行“创造性地毁灭”,不断努力让“我想要”变成“我能够”。为了满足两者的平衡,现代性善用的策略是“压制”——“假装看不见矛盾”,试图建立和谐的绝对理性王国。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这一“野心”宣告失败。原因有2,一是人的需求会随着外界条件的提高而无限增大,满足需求的资源及能力却不一定填得满它。二是风险社会的来临,人们的有限理性一定会有盲点,对于未知的风险不可测。结果就是,矛盾、模糊、不确定性终于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且每个现代个体则必须独自承受着人为制造的风险。

10《我们的思维方式·教育:在后现代之下,为了后现代,抛开后现代》

米德和贝特森夫妇的研究表明了学习学习方法比学习固定的知识内容更重要。学习方法帮助人可以经过2-3度学习让自己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这种能力成了现代人自己培养个性特征的必备能力。现代社会是生产力推动而成的“流动性”极强的社会,在大学外的机构经过市场的强势洗礼而愈发茁壮时,大学却遭遇“落后于时代”的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大学做出两个策略:一是紧跟市场步伐将自身“商品化”,自甘放弃“立法者”之责,二是自我封闭,埋首于故纸堆中闭门造车。两者都意味着大学的屈服。为了承担起大学应有的指责,鲍曼呼吁大学应有以下的品质:

P173:“为生活所进行的准备”,即教育的永恒不变的任务,首先必须培养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培养与不确定性和矛盾重重和平相处的能力,培养与多样观点以及准确无误和值得信赖的权威和平相处的能力;对差异的忍耐和尊重保持差异的权利的决心必须得以灌注;必须提高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能力,增强承担自己的选择及其后果的勇气;必须培养“改变框架”的潜能,并培养潜能以便抵制逃离自由的诱惑以及自由所带来的对优柔寡断的忧虑。毕竟,随自由而来的是崭新的和未探索的天地所激起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