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的结构困境

作者:一里

个人生下来就处在社会之中,在社会中个体找到自身的永恒的意义感,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之中。在传统社会,家庭和氏族是被建立起来的可以使个体触及永恒的两座桥梁,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建立,尤其是后现代的来临,这些桥梁逐渐走向崩溃。现代社会的不断的分化,造成当下人们生活状况的普遍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原有的历史的传统的东西不断地被解构,并丧失了合法性。要解决后现代性带来的这些问题,现代性试图通过理性立法消除矛盾和忧虑,精心策划清晰的外部环境,以此来克服矛盾、稳定秩序。然而这样的做法带来的结果是不仅没能用彻底立法的秩序清晰性与透明性取代之前的前现代的“混乱”,反而制造了更多的人为混乱。

首先体现在劳动力的变迁。现代产生新的工业秩序的起点是劳动者与其生活手段的分离。这样首先从英国诞生的一种新的分离使得劳动能力得以自由流动,宣告着新的社会类型的来临,它摧毁宗法制,也就是摧毁了土地、人类劳动和财富之间的天然联系,逐渐培养了人所需要的理性。其还使得资本自由的流动,使得经济逐渐脱离政治的约束。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后,西方现代社会和政治的目标是设计一套趋于完美、确定而永恒的秩序,其代价是压制了完整意义上的个体所具有的内在的道德责任和意义价值。少数精英以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为支撑,运用暴力合法化的手段,确立一套全能性的监控体系。其中,以理性官僚制为运作主体的民族国家是知识和权力结合得最有效的现代政治结构,对它者实施规训和惩罚。因此,现代社会的多数人都被对象化,甚至被非人化为大屠杀的对象。尽管如此,现代秩序的追求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代表矛盾状态的陌生人始终破坏和颠覆其确定性。

当代生活的不稳定因素逐渐拓展,例如秩序的消解;普遍的常规的违反,把优先权交给了市场竞争,把自由给了资本和财源,这样使得社会分化差异很大;自我编织和自我维系的周边的邻里或家庭网络也逐渐的消解;信息的碎片化等等,这些都使得个性化的不断突出。被压制的个体逐渐从现代秩序的“铁笼”中再次解放出来,并以不同的方式力图实现其个体化。然而,这种个体化是受消费欲望所诱惑和主宰,是一种没有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实现形式,因此,个体在实现自由和个体性的同时,又向往各种温馨而稳定的共同体形式。同时,穷人被排斥于消费社会之外而失去其应具有的个体伦理和价值。这样,与全球化相呼应的个体化就陷入于双重困境,个体化社会从而出现其结构性危机。因此需要重新表述生活的状况,以弥合“权利上个体”和“事实上个体”之间的鸿沟,这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