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观念释义

作者:倪晓畅

马克斯韦伯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辈、祖辈家庭都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他的母亲海伦妮是一位善良、勇敢而有敏感的女性,对宗教有着自己虔诚的信仰。在16岁时,因宗教信仰的迷茫备受折磨。此时,她遇见了卡尔·奥古斯特·韦伯,老韦伯协助她重新探索宗教信仰的出路,这个过程一直持续至马克斯·韦伯出生之后。因而马克斯·韦伯对宗教的信仰与教义的理解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

本书创作于马克斯·韦伯39岁之际,那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辞去了教职。在休养的时期内,他在美国的“绿洲大学”内发现了宗教精神的组织力量所留下的确凿痕迹——习惯于、专注于劳动(玛丽安妮·韦伯,2010:365)。受此启发他试图用这种精神现象去解释英国所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潮流。

有别于卡尔·马克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向世人论证了资本主义是异化劳动的结果。马克斯·韦伯则试图从精神的角度,更确切的说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向世人说明了资本主义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宗教伦理观念。需要说明的是,韦伯并不是一个“观念决定论者”,在论证新教伦理之于资本主义精神的特殊作用时,他指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的基本意义,因此每做出一种解释,首先都必须考虑经济状况”(马克斯·韦伯,1986:26)。只是“相反的关系也绝不能置之不理”(马克斯·韦伯,1986:26)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韦伯看来,新教伦未必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前提,但至少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撑之一。

书中,韦伯试图研究是什么因素促进了英国精神的发展,并由此而导致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他认为,这样的动力因素就是以“加尔文宗”、“虔信派”、“卫理公会”和从浸礼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教派为代表禁欲主义新教。虽然上述各种禁欲主义运动有所差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所有宗教派别都认为宗教恩宠是一种地位,只有当人用完全不同于自然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时才能获得这种地位,从而被恩宠笼罩的禁欲主义就渗透到了他的日常行为中(马克斯·韦伯,1986:138)

在上述四种教派中,以“加尔文宗”的教义最为理性,其影响也最为深刻。“加尔文宗”主张命定论,认为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决定的不可以被修改,只有被上帝看做选民的人才能得到恩典,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上帝的选择(马克斯·韦伯,1986:84),于是这就在信徒中引起了一种焦虑如何判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加尔文的教义认为尘世的存在是为了荣耀上帝,选民唯一的使命也是荣耀上帝,因而尘世活动中职业劳动就被认为是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马克斯·韦伯,1986:90)。为了减缓上述焦虑,人们就将荣耀上帝看做自己的职责——将职业劳动看做是永恒性实践,表现为在日常生活中勤奋而系统的工作。“虔信派”、“卫理公会”“浸礼教派”等教派所信奉的教义的主体大都是徘徊于加尔文宗的“命定论”和天主教的“善功获救”之间。虔信派的“虔信实践”强化了“因性获救”,卫理公会为两者的折衷,认为可以通过有条理系统化的行为获得“救赎的确证”;浸礼派则贬低可赎罪的圣事,与加尔文一样严格奉行“命定论”。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教派都将职业劳动视为天职。

在论述了天职思想的宗教基础之后,韦伯便开始探索这种思想在商业领域所产生的结果。它从对追求财富的合法性、限制对财富的消费两方面论证了在新教伦理影响下的财富积累过程。一方面,韦伯指出新教把人们获得财富的过程合法化,并且把它当做上帝的旨意,上帝给人们指出了发家致富之路,人们就有责任赚钱,这是为上帝增加荣耀的过程。如若放弃这种机会或是赚钱的动机不是荣耀上帝,则会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亵渎。另一方面,禁欲主义基于勤劳、节俭、守诺、诚信等行为以积极的肯定,它鼓励人们去获取财富,但是限制消费,反对非理性的使用财富。非理性的使用财富被视为一种危险的行为,它的存在是为了自己的享乐而非上帝的荣耀,这并不是一个选民应该做的。这样一来,强制节省的禁欲就导致了人们努力赚取一切他们所需赚取的,节省一切所能节省的,自然就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是财富增加、资本累积。(马克斯·韦伯,1986:162)

在笔者看来,韦伯对资本主义形成的解读无疑是新颖的,他从社会文化观念的视角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他的理论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韦伯提到,人们会依照选民的标准,只消费满足自己日常需求的商品,对供生活享乐的产品甚至奢侈品都敬而远之。假如资本主义社会真的如韦伯所说,人人勤奋工作,积累资本,清心寡欲,那么谁来消费囤积的产品?如果没有人来消费囤积的产品,根据经济学原理可知,产品的积压反过来会抑制生产,并最终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我认为韦伯在对资本主义做解释时,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忽视了资本主义的消费。

反观卡尔·马克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资本的解释,他就十分全面的解释了资本的积累与消解两个过程。他认为资本的积压与消解可以解释为一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机器进入生产中时,生产率大幅度提升,但消费水平还停滞在较低的程度,商品开始逐渐积压。此时,小资本家难以维持自己的生产,大资本家就会低价收入积压的产品,然后以稍高的价格卖出,使经济恢复流动。除此之外,资本家本身积累资本的目的也是为了享受生活,他们自身也会消费更多的额外产品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尽管这种状态最终会被两级分化的阶级矛盾所冲破。但是资本一直处于流通的状态。

韦伯对于十六至十七世纪宗教改革运用下产生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影响的论证中,他有提到当财富积累一定程度时,信徒也会开始享受消费,此时的禁欲主义精神名存实亡。但他并没有重视这一问题,忽略了积压的产品如何消减的过程,提出了过分理想化的资本积累。但是在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景象,资本不可能出现如此极端的积累,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当时社会中一定存在一种与韦伯认为的禁欲苦行积累财富的资本主义相反的行为,以一种消费财富为主导的资本主义行为,来确保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无限的发展。

对于同时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桑巴特就曾提出了具有贪婪攫取性质的资本主义。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他阐述了城市的扩展、王室宫廷的享乐之风引起的道德价值的放纵,整个社会充满着挥霍无度与追求奢侈的习气。但是桑巴特并没有和韦伯一样,系统的从社会文化观念的角度对资本的消费提出系统性的解释,他只是从当时存在的事件记录和数据的分析、对比中,揭露这种无限制的消费的行为。但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发现和思想是对韦伯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补充。只有这样,资本主义才能如英国当时资本主义一样不断的发展。

除此之外,笔者还认为宗教的存在并不为了教会人们如何过好今生,如何获得来世的幸福,它更多的作用是一种无形但又强大的统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时在欧洲,教会具有强大的权力。因为上帝是一种非实体性的存在,这样特殊的存在凭借一种可以被极少数人感知的玄幻的精神统治着人们。新教将社会地位也看成是一种既定的存在,工人、雇主、封建贵族都被视为公平的存在。对于虔诚的信仰者来说,这可以大大削弱人们的反抗精神,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各司其职。此外,宗教教义制定的来源是缥缈的上帝的意志,这赋予了教义一种极强的可变性。就如“加尔文宗”在开始之时不接受“一个人可以从其他人的行为中得知他们是被选中还是被抛弃”的假设(马克斯·韦伯,1986:92),但在后来为了巩固自己的发展,上述观念变成了“通过将一个人自己的灵魂状况与圣经所说的选民(如教主们)的灵魂状况相对比,就可以知道一个人自己的蒙恩状态”(马克斯·韦伯,1986:96)。

读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被韦伯从社会文化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的精妙思想所折服,同时我也对宗教形成的初始阶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十分想了解是谁提出了上帝的存在,哪些人是第首次与上帝通灵的人,他是如何感知到上帝,如何创建宗教最原始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1986,《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彭强译,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2]玛丽安妮·韦伯,2010,《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