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道格拉斯:以“污秽”成名

作者:小菜一大碟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虔诚的天主教徒,貌似是英国最著名的女人类学家,与本尼迪克特和米德齐名。她生于意大利圣雷莫,在英国牛津圣安娜学院读书期间师从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9年开始从事田野调查,最早研究对象是刚果的Lele人;1966年出版《洁净与危险》,并据此闻名于世。

《洁净与危险》被誉为是象征人类学的“扛鼎之作”,既是玛丽·道格拉斯的成名作,又是她的代表作品。该书最初出版于1966年,之后数度重版,我读到的中译本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2008年),黄剑波、柳博赟、卢忱等人翻译的,其中新增了作者撰写的再版前言。其中,道格拉斯坦言30年来看到自己的作品从滞销书成为畅销书,更谦虚地说“长寿的好处之一就是,它使我有时间发现这些错误。”

道格拉斯善于从生活细节处切入问题的核心。模仿一则对话如下:

问:何为脏?

曰:掉在衣服上的菜叶子。

追问:为什么菜篮子里的菜叶子不脏,而掉在衣服上的就是脏的呢?

曰:不在其位之物为脏(Dirt is matter out of place)。换句话说,脱离秩序者,污秽也。

《洁净与危险》中最富有创见的贡献在于:道格拉斯将污秽界定为失序,并将洁净与污秽的认知提升到社会性、文化性这个层次上来探讨。这在学界业已达成共识。如书名所示,《洁净与危险》是一部隐喻式著作。道格拉斯并没有采用类似于“洁净与污秽”或“安全与危险”等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书名,而是直接将卫生学术语“洁净”与世界观中的“危险”相结合,暗指洁净即秩序,洁净的反面是污秽(impurity),污秽冒犯秩序,污秽即是危险(danger)。

玛丽•道格拉斯从人类对污秽的看法中窥视到人类的思维结构特点,据此建立了以“污秽”为象征的分析方法:人类所处领域不同,分类系统亦不同,污秽出离于各分类系统(out of place)。从基督教信仰看,污秽是《利未记》中不可食的可憎物,因其不能归入陆地、海洋、天空的动物分类系统;从社会系统看,污秽是社会规范和秩序的违背。污秽意味着危险,危险意指跨越不该跨越的界限而造成的恐惧。

《洁净与危险》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是分类的原因,即禁忌作为一个自发的手段,保护了宇宙中的清晰分类;二是分类的意义,即建构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其核心即是“分类体系的秩序建构”,以追求象征(心理、观念、思维)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对应。正如道格拉斯在序言中写到:“我的中心论点之一是理性行为都离不开分类,分类的活动是一种普同人性”,并给出了一个前提假设:“《洁净与危险》预先假设任何人都普遍觉得污垢令人厌恶……”表明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倾向。

道格拉斯博采众家之长,汲取了列维-施特劳斯、埃文斯-普里查德和杜尔凯姆等学者的优点: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思考和象征方法的运用,来自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关于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解释,受马林诺夫斯基到埃文斯-普里查德学系的影响;关于从思维到功能作用的阐释,显然来自于杜尔凯姆的社会决定论。在此基础上,作者提炼出自己的新思路和新论点,并浓缩于《洁净与危险》一书,命题大致可概括为四个:分类是为了建构世界秩序,不同社会有不同分类方式;不能归类或违反秩序的事物,被视为污秽;为避免破坏秩序,社会要采取种种办法处理污秽;处理污秽的办法就是举行洁净仪式,化污秽为洁净。

道格拉斯是结构主义的忠实粉丝。在《洁净与危险》的前言中,道格拉斯承认,她自己的生活经历及其与斯里尼瓦斯教授关于婆罗门教的交流促使她开始思考洁与不结的问题,进而去探讨文化及思维中的结构问题。在第七章外部边界的结语部分,明确指出:“任何文化都是一系列相关的结构。它包括社会形态、价值观念、宇宙哲学和整体知识体系。通过它们,所有的经验都能得到调和。特定的文化主题由调控身体的仪式表达。……仪式演示的是社会关系的形式。通过直观地表现这些关系,它能使人们认识自身所处的社会。通过物质性的身体这个象征性的媒介,仪式作用于政治实体(body politic)。”正如Michael Lambek所言,道格拉斯遵循的是结构主义与现象学的新方向,她总是忠实地站在杜尔凯姆学说的立场上,把象征的实践看作根植于(或表述了)社会的分界与关联。

延续“污秽即危险”的思路,道格拉斯后期转入对风险(risk)的研究,与韦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i)合著了一部重要作品《风险与文化》(1982)。其后,她先后发表《风险的接受:社会科学的视角》(1985),《制度如何思考》(1987)、《风险与怪责:文化理论研究》(1992)。这些研究对于后来学界研究风险、焦虑、社会失范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