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是怎样把社会和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的?—— 费孝通教授晚年思想脉络

作者:丁元竹,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原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摘要:在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思想中,社会和文化是互为一体的。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著和学术活动中的两条主线是社会和文化,这就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的初心中引申出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并将这种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中华民族文化变异”的思考,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至理名言;从“ 江村经济” 到“ 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两条基本主线。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与文化融为一体,就在于他不是从学科建设来考量社会和文化,也不是从部门工作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这样,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方法上,视野都将宽阔得多。

一、引 言

每当思考或者讨论社会和文化是一种什么样关系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一段经历,或者说它是我思考问题的原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从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但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的基地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后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由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创办的。社会学所当时有两个研究室,一个叫城乡发展研究室,我们当时简称其为城乡室;另一个叫边区开发研究室,简称边区室。我在前一个研究室学习和工作,主要是研究当时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问题,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又将研究空间拓展到了区域和城市的研究。边区室主要是研究边疆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发展,诸如西藏、内蒙古、甘肃、宁夏等,这里聚集了一批学习人类学的教授、博士和博士后。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大家的问题意识要浓于学科分界,这可能与费孝通教授本人并不怎么注意学科分界有关。

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基于那段工作生活历史记忆,从费孝通教授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学术探索看他是如何在这两条基本主线之间穿梭,并最终将其融为一体的。

二、社会人类学家视野中的“社会”与“文化”

在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的思想中,社会和文化是互为一体的。在早期思想中,费孝通谈论文化实际上是用社会这个概念的。例如,《花蓝瑶社会组织》实质上讲的是花蓝瑶的文化体制,诸如习俗之类。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通过文化、习俗、仪式等体现出来,通过人们的社会行为表现出来。吴文藻在评论《花蓝瑶社会组织》时也曾写道:“社会文化,亦可简称‘社会组织’,其作用在于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乃应付社会环境的结果。”文化的含义在这里已经阐述得非常明确,这就是,文化实际上是人们发生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花蓝瑶社会组织》中,费孝通认为:“花蓝瑶中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家庭”,展示了“一个很复杂的族团间的关系网络。在这种网络中族团单位远是在流动中。但是依现有状态而论,比较明显的族团单位,以言语、文化、团体意识、内婚范围为区别的基础,是花蓝、拗瑶、茶山、滴水花蓝、板瑶、山子等名称所包括的团体。……但是因汉族受外族的压力,在形成更大‘中华民族’的向心动向下,对于诸瑶族团采取了很强的同化作用”,因此“诸族团原有的文化遗产及其社会组织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激烈的变化”。

费孝通的这些思想既得益于吴文藻的言传身教,也得益于马林诺斯基的深刻影响。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斯基说:“我们发现文化含有两大主要成分———物质的和精神的,即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文化的现实即存在于这两部分的关系中,偏重其一,都会成为无谓的社会学的玄学。一种物器的同一性并不在于它的特有形式,一个观念,或风俗的同一性也不在于它的形式。器物的形式始终是为人类行动所决定,所关联,或为人类观念所启发。信仰、思想和意见也是始终表现于被改造的环境中,要认识文化的现实,只有从此着眼。”

纵观费孝通一生的学术活动,贯穿于他的全部论著和学术活动中的两条主线是社会和文化,这就是,他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的初心中引申出来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探索,并将这种探索贯穿于他的一生;从“中华民族文化变异”的思考,到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的至理名言;从“江村经济”到“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可以将其视为费孝通教授学术思想的两条基本主线。

三、在践行“志在富民”中形成的社会观

基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江村和云南的调查,1957年春天,费孝通教授试图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探索,这年他重访了江村。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江村的发展变化证实并发展了他以往的思想:第一,依靠农业生产不能完全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必须发展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他针对江村说:“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问题。”第二,发展乡村工业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形式之一,他认为,“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这就是说,一些工业企业可以分布在农村。后来,由于“反右运动”,费孝通关于农村发展的研究活动没能进行下去,上述观点还被当作“妄图从恢复贩运、恢复合作丝厂两个方面来策划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遭到了批判。从此,他步入了长达20多年的沉默期。

1979年,费孝通教授复出并受命重建中国社会学。在费孝通教授重新进行乡村工业研究和大力倡导发展乡镇企业之前,1978年,中央中央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求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费孝通教授的长期思考和探索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不谋而合,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中国轰轰烈烈的伟大改革实践中,行行重行行,跟踪和记述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国务院在1979 年7月颁布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这是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针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文件。它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社队企业的发展。从1980年起,经济理论界就乡镇工业的意义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1981 年10 月,在“三访江村”中,费孝通教授惊喜地发现“这个农村个人全年平均收入已接近300元,位于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发现,是由于1979年以来落实了多种经营方针,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副业。是年底,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就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国工业化的看法:“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这个结论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在江村和云南调查得出结论的重复。这是一个被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事实所证实了的结论。它成了后来费孝通教授其他思想理论发展的出发点。1980年初他就预见到:乡村工业的发展会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人口模式等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不是承担着重建中国社会学的重任,也许费孝通教授会全力以赴地对社队企业进行研究。尽管公务繁忙,“三访江村”之后,1982年他又两次下江南,对江村和苏南农村进行研究。在1982年底的考察中,他将对农村商品经济中的“出”与“进”问题的研究上升到对市镇的研究。他看到,“农村发展之后,必然会产生一个商品集散中心,也就是市镇”。市镇是农村商品发展的重要条件。他将农村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想从这一方面下点功夫,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的“小城镇、大问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来的。从一个村庄到市镇,社会的概念,在费孝通教授的学术视野中不断扩大。

小城镇研究是从农村研究中引发出来的。在费孝通看来,它对农村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是“整个农村发展战略中的一个‘瓶口’”。“小城镇、大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特点,而在于它在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中的地位。“工农相辅”“无工不富”几乎可以说是对费孝通教授的第一条思想主线的简单概括。

毫无疑问,费孝通教授的这条思想主线是他在对中国的数十年的考察中形成的。仅仅看到这一点似乎还不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会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点,以及把握他的社会观。乡镇工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所受到的批评之一,是它们的规模效益太低,事实上,乡镇工业和小城镇在经济的聚集和规模效益上确实低于大工业和大都市。效益的大小是由人们对客观事实的判断确定的,而对于效益类型的追求则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判断,亦即决定于人们的社会观。

费孝通教授将自己的效益观称为“社会经济观”,以区别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经济观。如前所说,在1948年在回答“人性和机器”的批评时,费孝通就阐述了自己类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他对于乡镇企业效益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农村发展小工业的意义比简单的经济增长多得多,乡村工业除了解决了中国的生计问题,推动了工业化发展外,还正在改变着当代社会的传统性质和结构,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人们已经开始改变他们的思想和做人的态度。所以,他不主张仅仅算经济账,而主张算总账,而算总账远比单算经济账复杂。他所谓算总账实际上是指要从经济和社会的综合效益上来对待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他不仅仅坚持经济效益观是与其关于人的观点有关系的。他很赞成帕累托(V.F.D.Pareto)的观点:绝大多数的人类行为是非理性的,不是由逻辑而是由情绪支配的。费孝通说:“我认为:人类行为理性成分和非理性成分这两方面都有。但是在不同时代比重不同,两者的比重是根据生活变化的。”他从思想发展的深层考察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发展,从思想深层来看,一直是在理性和非理性两端中间摇摆。因此,他主张中国的发展,要提倡理性主义,中国理性主义还远远发展得不够,同时他又认为中国的发展“也要记住人除了理性外还有另外一面”,即非理性。

这样,费孝通教授关于中国发展观点的思想主线就引申到人类的意义和目的上———“要记住人类本身的意义和最后的目的”。他在1981年就呼吁:“不要忽略了‘人’!”他没有专门阐述人类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但从各种论著中可以看出,他主张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人本身就是目的。追溯人的观点,他的这个思想应该是受到梅岳(Elton Mogo)的影响。梅岳非常重视工业中的“人的因素”,他指出:“文明的理论是根据这种假定,即如果技术的和物质的进步要保持的话,人和人的合作不管怎样是不可少的。”他的这个观点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1944年访美期间,费孝通曾与梅岳一起工作了三个月,并了解了他关于“人的因素”的观点。1963年,费孝通曾将梅岳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iton)译成中文,并认为该书有不少新的启发,“有许多方面是可以参考梅岳这位老先生的理论的”。当然,后来有关中国乡镇和小城镇的解释,费孝通已经超出了梅岳的视野。将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与人类本身的意义和目的结合起来分析,使费孝通将发展乡镇企业的理论与人学理论联系起来了。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场由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引发出来的人道主义的争论,尽管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一致性的看法,但它的基本点似乎已经明确立了:“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同时,“人不仅仅是自然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 在这个意义上的人必定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的发展必然是感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费孝通教授并不赞成那种过分强调“经济人”而使人性“异化”的观点。他的人学理论奠定了乡村发展理论的基石。实际上他也把乡村工业和小城镇放到通常所谓“发展”的角度上进行分析———社会的发展应当依据人类的目的性把人看作具有多种侧面的整体,看作生物的存在,看作个体和集体的成员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他们同时生活在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人与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浑然一体,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四、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观

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的萌芽已经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文化内

部变异的研究举例》和《花蓝瑶社会组织》等论著中。从瑶山调查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费孝通教授几乎没有对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的探索。这期间,他奔赴英伦,师从马林诺斯基学习人类学和撰写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在云南大后方教学和开展西南农村调查,在清华大学与吴晗教授一道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等等。1950年,他担任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负责人考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1951年又出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这在客观上为他继续中断多年的民族问题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推动了他的思考和研究。

从1950年开始,他又转向了对中国民族问题的研究。从发表的论著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他对中国民族特点的基本判断。在他看来,中华民族的统一归因于它悠久的文化和文化的冲突、融合。他写道:“从我们现在已有的历史知识来说,最迟在五十万年前我国的土地上已经住着原始人类……在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已可以看到当时聚族而居的人们组成不同的集团。而且有不同的名称。历史记载中不断出现关于这些集团的流动、交战和混合。”他试图从历史考据中来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过程。这个时期,他写下了许多这类文章,诸如,《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察访》《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历史有关的地区的考古工作》等。他也从历史的资料中找到了许多支持自己论点的根据。在对壮族历史的分析中,他发现在广西的“布越伊”人“在二千年前地区分布比现在更广”,“在二千多年中……已(部分)融合在汉民族里面”,“还有一部分仍旧保持他们民族的语言,而且还用相当于早年自称的族名来称呼自己的民族”。

实地社区研究和历史文物研究是费孝通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方法,他交替地使用这两种方法。在他看来,“许多关键性问题只能通过文字记录,遗留的文物,以及现存的风俗,习惯,信仰等去推考”。 同时,他又认为实地的社区又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

1978 年之后和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基本思路提出之前,他曾进行了一个相当长时期实地研究和文献研究,并写下了一系列的民族问题思考,诸如《重访金秀瑶山》《瑶山调查五十年》《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等。可见,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形成几乎经过了长达60 年时间的思考。

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理论的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中国民族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在费孝通教授思想中酝酿已久的观点,在它正式提出之前,已经在影响着费孝通教授本人,离开了这点很难深刻理解他后来提出的“边区开发”和“全国一盘棋”等构想。我们可以将他的这些观点视为他多元文化观的组成部分。

像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中他主张文化之间的“容忍”一样,在对待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关系上,费孝通主张民族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之上。在他看来,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各民族都有它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与民族之间不能加以强制或代替。除此之外,费孝通教授关于“民族平等”的观点还包含着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及共同现代化。

中国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费孝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以各民族富有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来说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1979年在加拿大讲学时,他讲道: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是各民族的现代化,在实现这个现代化过程中,“应当清醒地区别民族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和民族特点上的差别”。 他反对在消除各民族的经济差距时,连同各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也改变了。

五、在探索中华民族现代化问题过程中把社会与文化融为一体

费孝通教授将自己的“志在富民”思想拓展到少数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上并结合起来,并且确认“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其中包括:因地制宜发展适合于本地的产业和在汉族支援下,主要由少数民族人民“参与”的经济开发。在这里,已经看到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主线与“无工不富”“农工相辅”的思想开始融合起来。在这种融合的深处看到他试图通过现代化这条途径来实现“人类本身的意义和最后目的”。费孝通教授对于现代化的论述最早见于《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在这篇文章中,他将现代化理解为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先进科学技术来促进生产,提高社会的生产力,从而促进其社会、文化的发展。显然,在他所理解的现代化中,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并不是目的。

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才是目的。这种以社会和人为中心的现代化观(或称发展观)导致了他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如小城镇研究和边区发展研究,首先强调根据人类文明和个人的社会需要的变化,把各种经济性的目标和非经济性的目标结合起来。其次,他以整体的和统一的观点来分析各地区的发展,使微观和宏观的社会结构协调起来。再次,他试图说明人们在地区布局上保持空间发展的合理性。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当然,单就这种现代化观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在许多国家酝酿。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支配着人们经济行为的思维模式实际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发展观在近三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发展上打上了烙印。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社会贫富分化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经济的目的。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在费孝通教授前往加拿大谈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佩鲁(F.Palu)在厄瓜多尔的“新的发展”讨论会上指出:新的发展是为全人类和一切人的利益服务的发展,也是促进人类和一切人自身的发展,文化价值是决定减缓或加速经济增长的基础,也是检验增长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只有经过文化价值的检验才能够站得住脚。

费孝通教授对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意义在于:当人们在争论和澄清新发展观的内涵时,他已经在探索一个落后的、多元文化大国怎样才能走向现代化———在发展研究的探索中,这也许是一个最复杂的题目。从这里我们了解到:费孝通教授的现代化思想并不是受到了同时代思潮的影响才提出的。当然,我们关心的不是费孝通教授与当代思潮的关系,而是费孝通教授所探索的活动本身:人们只有透过他的“志在富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才能理解费孝通教授思想的真正意义所在。

作为一个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对于文化作用的感触要比别人深刻,这是一种对社会的深层次的认知。通读费孝通教授晚年的著作,文化是他思考的核心。在费孝通教授的著述中,社会和文化的概念是交替使用的,尽管他没有专门来论述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但是,对于作为“社会”核心的文化,费孝通教授是有着深刻思考的。他说道:“‘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式下,把历史上众多的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人的社会化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过程。家庭、社区、学校扮演了传承者的角色,这些社会组织把习惯、习俗和社会规范嵌入到途经它们的人们的行为之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个个的社会人就是这样形成的,社会和文化也就是这样继替的。社会的继替通过文化传承,人类实现了世世代代的延绵继续。

1992 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上,费孝通从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引申出社会与文化的关系:“现在走到小康的路是已经清楚了,但是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在进一步谈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时,他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人的心态关系。社会的问题自此进入文化领域,成为一个文化问题,就这么简单。费孝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恰恰是中国开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步战略开启之时。

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思想深深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1979年12月6 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向邓小平提问:中国是怎样勾画其现代化蓝图的? 邓小平回答道:中国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日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小康”之概念源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诗经》,邓小平借用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来表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将中国的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社会体现在人们的行为、制度、体制中,而文化内置于人们心中。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谈到社会治理时,首次提出社会心理建设,要求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将心态建设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的清晰思路和认识。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与文化、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为一体的。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和历史,会离开了中国发展的根基,就很难说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未来的选择,离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也就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把社会与文化融为一体,就在于他不是从学科建设来考量社会和文化,也不是从部门工作考虑这个问题,而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出发。这样,无论从思路上,还是方法上,视野都将宽阔得多。正如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

六、结 语

社会和文化并非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在实践领域,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互为一体,构成“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是对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在学术领域,社会人类学打通了社会与文化的界限,开启了近一个世纪对文化与社会的探索,形成了对各民族文化和社会的纷繁复杂的认知和描绘。正如20世纪中叶的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ians)所指出的:文化是英文词汇里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它在欧洲国家中,有着极其复杂的词汇演变史,“有一种用法是将‘文化’这个词几乎等同于‘社会’(Society):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如‘美国文化’,‘日本文化’”。在社会人类学中,不管其狭义还是广义,文化几乎都是用来表示一个民族、一个时期或一个群体抑或全体人民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