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社会学不能只是“数量”之学,而应是“质量”之学

作者:魏伟、刘居星,本文来源于《陕西日报》。原标题为:构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体的学科。”这是20多年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英初识社会学时接触到的概念。

现在,他形成了自己深刻的观点: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要真正深刻地认识社会,推动社会文明和进步,推动社会成员健康发展。

多年的研究生涯,石英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人文关怀和强烈的本土意识。让社会中的成员生活得更好,是他不变的初心;推动社会学科中国化,是他不懈努力的方向。

石英的研究成果《质性社会学导论——基于本土经验的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近日,他作为获奖作者在北京接受了表彰。在学界,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一直被视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荣誉。“这一研究成果能获得国家级表彰,表明我首倡的‘质性社会学’在学界得到认可,更反映出我省在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7月9日,石英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从“数量”之学到“质量”之学,研究重视心灵建设,注重人文关怀,最终促进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提升 

我国社会学学科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受美国“定量”研究方法影响较大,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模本,以研究方法的“规范”严密、数据的精确作为“科学”标准。

石英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陕西省社科院后,一开始也是遵循“常规”路径,老老实实发问卷,认认真真统计数据,以求得出“科学”结论。但渐渐地,他对这种研究方式产生了怀疑:数据一定能反映真实吗?客观、“价值中立”就代表科学吗?西方学者利用“大数据”对中国社会的预测,为何少有成功的案例呢?

社会学不能只是‘数量’之学,而应是‘质量’之学。”石英认为,社会学的实质在于促进社会质量的提升。他提出,社会学研究盲目量化的倾向需要纠偏,因为“幸福”“和谐”很难被量化,干巴巴的数字也不能充分反映人的感受。相反,枯燥的数字可能会掩盖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更难以推动社会的进步。相比而言,中国早期社会学者通过“扎根”、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等方法所做的研究,则能准确客观地反映社会问题。

“社会学具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双重性格,不能以所谓的价值中立、客观准确而放弃应有的人文关怀。”石英逐渐明晰了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2000年以来,他带头将“参与式”的质性研究方法引入实践,先后完成多项课题并出版了《西安城市社会问题研究》《贫穷对健康的呼唤》《贫穷对教育的呼唤》等质性研究成果。

质性研究方法西方早已有之,但在石英看来,“质性”是一种理念,它的核心是参与、体验与“将心比心”,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全面、自然地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与被研究者平等、紧密互动。这是一种基于平等的交流、沟通和体悟,它启迪研究者反思物质社会,重视心灵建设,关注幸福质量,实现人文关怀,最终促进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提升。

2009年,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石英代表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团队做了题为《质性社会学的本土经验》的主题发言,在国内首次正式提出了“质性社会学”概念。2015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将“质性社会学”正式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意味着这一创新概念、创新体系得到国家重视和学术界共同认可。

 立足中国问题、中国视角、中国思维和中国表达方式,探索开启一条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可行路径 

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虽是从西方引进,但在石英看来,这一方法体系的内核和理念高度契合于中国文化土壤和东方思维方式,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且与中国社会学20世纪早期本土化探索成功路径相一致,因而更适合研究中国问题。

石英表示,质性研究方法遵循“由点到面”的认识路径,基于一种类比推理、直觉感悟的“质性思维”。而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的社会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都体现了质性思维的认识论特征。“人心不可测”,比之量化研究的“测量”方法,“将心比心”的思维方式更能够达到对人、进而对社会接近本质的理解;中国的诗性语言则能将这种理解生动地表达出来。

“中国有绵延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国情民情,理应有与此相适应的研究方式。”石英说,深度访谈、参与体验、交流互动这些看似普通的方式,却是我们传统认知事物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对中国社会较为全面、有效的认识方式。

“革命领袖毛泽东带有强烈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领了中国革命的成功,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直接推动和影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道路。”石英说,这些案例本质上都与质性研究方法相符合,都是质性研究方法用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上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让石英很受鼓舞。他认为,中国社会学亟待走出唯西方标准的羁绊与局限,探索出立足于中国问题、中国视角、中国思维和中国表达方式的社会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而质性社会学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使命,探索和开启了一条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可行路径。

 社会学是人学,理解人、尊重人、关怀人是其要义,研究要坚持人民立场,关注人民需求 

在石英看来,深入生活、与人民在一起才能发现真实问题、得出有效结论。

20多年前,他在秦巴山区调研时观察到,山区环境恶劣,村民居住分散,集中发展产业困难很大,加上地质环境脆弱,水灾和泥石流灾害频发。每逢灾后,政府多年扶贫积累的成果往往“归零”。基于这种长时间的观察和体验,他认为只有“挪穷窝”才能“拔穷根”,与其灾后就地重建,不如提前移民搬迁。他也是国内较早提出迁移扶贫思路的学者之一。

多年来,在石英的研究项目中,民生研究始终是主流,贫困地区脱贫问题则是重中之重。出生于安康,他对陕南有着深厚的感情,山区的用水问题、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时常牵动着他的心。2000年他在陕南乡村调研教育布点问题,2003年他在陕南调研农村合作医疗问题,经常在农村一待就是几个月。在石英看来,处于贫困山区的人们通常是不太被关注的群体,他们较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因此在研究中,他主要采用参与式培训、影像记录和口述故事等研究方法,以更好为山区群众发声。他根据他们的话语、真实生活去见证贫困山区医疗、卫生、健康状况,并通过质性研究揭示和呼吁贫困山区对医疗、教育的迫切需求。

“社会学是‘人学’,理解人、尊重人、关怀人是其要义。”石英不赞同将研究对象作为“客体”的、居高临下的研究,而是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平等、开放与统一。他说:“片面强调社会学的客观性和所谓的价值中立,违背了学科实质,社会学的研究就应该坚持人民的立场,关注人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