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课程开设先驱者史实考略

作者:罗国芬

是谁首先在中国高校开设社会学课程呢?关于这个问题,现今社会学史相关著作中绝大部分论述都存在一些错讹之处。我国社会学界关于圣约翰大学亚塞·孟教授1908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惯常说法是错误的。实际是:1905年,孟嘉德教士在圣约翰学院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最早的。本文全文原刊于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编辑巩红晓。本处有删节。

一、主要观点与资料来源

中国大学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这个问题涉及到学科体制中社会学课程的起源,也是这门学科在中国进入制度化传播与建设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社会学科重建以来的数十年里,主编或出版过社会学史专著的专家是杨雅彬、韩明谟、王康、张琢、袁方、郑杭生和李迎生、阎明、陈新华、姚纯安、刘少杰等人。其中多数学者都对中国社会学课程设立情况做了专门介绍。

国内社会学史专著等对中国高校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史实主要结论大体上可以归入“1908、圣约翰大学、孟教授”及“1905、圣约翰大学、门·阿瑟”两种观点之中。而从数量上来看,目前学界更偏向于“1908、圣约翰大学、孟教授”的观点。这些观点出处基本上来源于民国社会学家的两处作品,一处是许仕廉的《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1931)一文,另一处是孙本文所撰写的《当代中国社会学》(1948)一书。其中,许仕廉认为,“国内大学中,圣约翰设社会学课程最早。光绪三十一年圣约翰有门阿瑟先生(Mr. Arthur Moon)担任社会学一科,其教科书为Walter Bagehot’s Physics and Politics”。孙本文则指出,“我国学校中社会学课程的设置,究始于何时何校,尚难确定”,但其最终结论是:“其可考者惟上海圣约翰大学。该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始设社会学课程,由美人孟教授(Arthur Monn)担任,采用白芝浩的《物理与政治》为教本”。

二、相关史实辨正

(一)门·阿瑟与亚塞·孟是两个人吗?

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一人还是两人?社会学界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只有1人,但也有少数著作中认为是两人。

比如,郑杭生、李迎生引用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一文的说法并认为,“此说时间、地点、人物俱全,应当是可信的”。但随后又称,“1908年该校社会学课程改由美国学者孟(Arthur Monn)讲授,采用白芝诺的《物理与政治》作为课本”。很显然,他们是认可1905年门·阿瑟和1908年孟等两人分别讲授社会学课程的。

另外,谷迎春、杨建华主编的《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一书的附录“百年社会学大事记”里指出,“1904年,上海的圣约翰学院(次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由门阿瑟主讲。190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学者亚塞·孟(Arthur Monn)担任讲授。”显然这里也是把门阿瑟和亚塞·孟(Arthur Monn)当作两人来处理的。

张琢在《中国社会和社会学百年史》一书中也把门阿瑟和孟教授两人并列,应也是把门·阿瑟和孟教授当成两个不同的人来对待的。

门·阿瑟、孟教授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从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入手,查阅圣约翰大学校史,结果令人惊讶,即在圣约翰校史上,没有叫“门·阿瑟”或亚塞·孟(或孟阿瑟)的教授,而只有一位叫“孟嘉德”的年轻教师,且他在圣约翰教学仅几年(1904-1907),后就因救人而溺水身亡。

那社会学史著作中的“门·阿瑟”或孟(或亚塞·孟)教授是不是就是“孟嘉德”呢?进一步翻阅圣约翰校史,发现孟嘉德实际上就是中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师。如历史学家熊月之等主编的《圣约翰大学史》就明确提到,“孟嘉德早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4年至1907年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哲学,他是近代第一位将西方社会学介绍到中国的外国学者。”

可见,中国社会学界在翻译这位美籍圣约翰大学教师名字的时候,是使用音译方法,称之为阿瑟·孟、门·阿瑟或亚塞·孟等等,该教师其实就是孟嘉德。不过,既然“孟嘉德”是该教师唯一的、正式的汉名,因此,有必要尊重主人,摒弃“门·阿瑟”、“亚塞·孟”之类的简单音译,回复“孟嘉德”的正式汉名译法。

(二)中国高校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是1908年还是1905年?

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最早始于哪年,除了许仕廉提到“1905年”、孙本文提到“1908年”这两个说法之外,还有“1903年”、“1904年”等几种说法。有的学者则把孙本文和许仕廉的说法并列(如杨雅彬、郑杭生等),但绝大多数社会学史专家都倾向于采用“1908年”这一说法。

那么,各种说法的可靠性如何呢?我们可以根据孟嘉德教士的生平来了解。据圣约翰校史记载,孟嘉德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1904年至1907年在圣约翰任教。随后,他于1907年7月因救友人溺水身亡。据此,可以说,1903年、1908年,孟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由此可知,许仕廉关于圣约翰最早“1905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说法有其合理性(孟嘉德在1904-1907年任教于此),再对照圣约翰校史资料,可以确认,孟嘉德1905年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由于开课时间是1905年,而1906年圣约翰学院才改名为圣约翰大学,因此,孟嘉德1905年开设社会学课程是在圣约翰学院。

另外,社会学史著作中常称孟为教授,但孟是否称得上“教授”?孟嘉德是耶鲁大学1899年毕业生,获学士学位,1904年被派往上海圣约翰书院任教,三年后去世。因此,称“教授”似有些言过其实。实际上,按圣约翰校史称呼“孟嘉德教士”或“孟嘉德牧师”(priest Arthur Sitgreaves Mann)较为恰当。

(三)圣约翰学院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是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的吗?

在一般社会学史专著及社会学概论教材中,大部分作者认可孙本文先生的观点,认为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最早时间是1908年,因此对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意义下结论时较为谨慎,不敢明确说出这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的,而往往只说是在教会学校中最早的。既然可以确证1905年孟嘉德在圣约翰开设社会学课程,那是否可以说他是近代中国高等学校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这还需要做进一步比较。

曾在1916年于北京大学就读过社会学课程的孙本文先生,对国内高等学校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情况进行过深入考证。孙本文先生从当时教育部所藏京师大学堂旧档中考据早期各学校章则,认为:1)在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以前,京师大学堂及京师法政学堂课程内,均无“社会学”之名。有之则只是《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国史门及西洋史门随意科所列之“公益学”。2)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奏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中,正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有“社会学”二小时。复旦大学刘豪兴先生可能据此认为京师法政学堂(1906年)是中国高等学校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不过,孙本文早已明确指出,我国学校中的社会学“此类课程,在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及京师法政学堂,是否实际开设,为何人所教,用何课本,有无讲义,一时均无从考见”。此外,“(京师以外各大学)如上海南洋公学、天津头二等学堂,或亦已设有此项社会学课程,惟均无可考”。其他如“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舍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梁启超等在长沙办理时务学堂时设有“群学”课程”,据不少学者的意见,尚难称得上是实际开设的社会学课程。据此可知,孟嘉德1905年在圣约翰学院实际开设的社会学课程,远早于《奏定京师法政学堂章程》中正科政治门第一学年课程表内安排“社会学”(阴历为1906年12月20日,阳历为1907年2月2日)的时间。因此,从目前可以得到的资料来看,孟嘉德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近代中国高校中第一次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教师。

(四)关于孟嘉德教士的死因

阎明在其社会学史专著中提到孟的死因,称:“1907年,孟为救一位朋友,在广西溺水身亡。为了纪念他,圣约翰大学将一幢学生宿舍楼取名为思孟堂”。但孟嘉德真是为救人在广西溺水身亡吗?考察原圣约翰大学校园、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关于“思孟堂”(Si Meng Hall)的铭牌介绍,其中称:“孟氏于1904年到约大任职,教授哲学。1907年7月29日,孟氏在庐山旅游时因营救一个落水的中国朋友而同溺于瀑布中”。这与阎明、陈新华所说“孟在广西溺水身亡”的看法不一。

那,孟牧师遇难的实情如何呢?据于鹏远的介绍,1907年7月底,“在江西庐山牯岭淹死了两名美国人。一位叫席比义(Warren Seabury),另外一位是为拯救溺水的席比义而同样献出生命的阿瑟·曼(Arthur Mann)。”于鹏远文中的席比义不但是早期长沙“雅礼大学堂”的主要选址人,而且是第一任校长。而“阿瑟·曼”其实就是圣约翰校史上的孟嘉德,也是社会学史中所谓的“亚塞·孟”或“门·阿瑟”。关于席比义的中英文研究材料较多,席比义的父亲还于1909年出版过关于他儿子的传记《The vision of a short life: a memorial of Warren Bartlett Seabury》,书中老席比义对儿子及救人英雄孟嘉德的遇难经过描述非常详细,该处的说法应该是最为可信的,以往关于孟嘉德“因营救落水的中国朋友而遇难”的说法是以讹传讹的结果,实际上他是为营救同为美国人的席比义而遇难的,而且地点也不是广西,而是江西庐山牯岭。

(五)孟嘉德的英文名是Arthur Monn还是Arthur Mann?

孟嘉德牧师英文原名到底姓甚名谁?社会学史著作中一般写作Arthur Monn(包括郑杭生等著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一书英文版中也是采用这一英文名),其源头基本上来自许仕廉1931年的论文。但许仕廉的写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席比义之父在1909年为儿子所写的传记中对救人英雄孟嘉德是使用“Arthur Mann”,其儿子与当事人存在较密切的关系,成书时间离孟嘉德去世又很近,远早于许仕廉的论文发表时间,因此其权威性应更高。与之佐证的是,与圣约翰大学校史相关的资料都是写成Mann,比如,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关于“思孟堂”(Si Meng Hall)的铭牌上使用的孟嘉德英文是Arthur Sitgreaves Mann。上海圣约翰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组编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外国人名汉译表”中,孟嘉德所对应的英文名为Mann,Arthur S.。此外,教会史研究专家林美玫在《追寻差传足迹:美国圣公会在华差传探析(1835-1920)》一书中第223页提到“为纪念执掌校政三年但不幸在牯岭因救友而溺毙的孟嘉德教士(Arthur S.Mann),筹建思孟堂”,在第314页表格中提到传教士正式汉名“孟嘉德”,其英文原名为Rev. Arthur S. Mann。历史学家熊月之等著的《上海的美国文化地图》一书在介绍现今华东政法大学学生宿舍5号楼时提到:“该楼命名为思孟堂,其缘由是纪念孟嘉德(Arthur Sitgreaves Mann)牧师”。这些材料的出处应该来源于校方档案,也是极具权威性的。由此来看,应该能够确定,孟嘉德的英文名应是“Mann”,而不是“Mon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