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跳楼自杀以后……

作者:莫小年

暑假回家不久,听说附近的一所初中“有学生跳楼了,家长堵在学校要说法”。了解之余,也有思考一二,其一关乎因果的确定,其二涉及沟通的进行。开篇,先对事件做一回顾。

事件

某天晚上,10点左右,已是初二学生的当事人坠楼身亡。当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被当作了自杀的“他杀”根源。

放学前的最后一堂课上,班主任从后门进入,拿走了学生正在摆弄的手机。调取的监控显示,老师并未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二人的情绪看起来也未见激烈和异常。

收了手机后,班主任与家长取得了联系,家长随后也向孩子询问了情况。两次交谈的内容不得而知。

悲剧发生后,起初家校间的交涉如何,亦不清楚。再之后所能确认的,就是家人认为班主任难辞其咎,并在学校门口放上了花圈、拉起了条幅,另一边,班主任带着自己的孩子躲到了偏远的宾馆。

纷纷议论自是难免。学校的校长发表了支持班主任老师的公开信,直言体谅家长心情,但老师并无过失。对此,能见到不少老师或转发或评论,表示体恤教师不易,赞叹校长风范,也喟叹为师之困。

随后,事情吸引了本地的一档节目。节目似乎抱着同情家长一方的态度,没有对等地呈现学校与家长双方的看法与状况,仅在“手机”和“青少年”两个关键词之间做了些文章。

目前,家长已经报警,事情尚未结束。

寻找自变量

似乎除了分类,因果也是我们惯常的心理和思维。在重重因素中提炼出清晰的因果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世界(某种程度上,也是使世界符合我们的理解),意义显然。

上述事件中,家长在孩子自杀后,挑选出老师没收手机这一事实,作为因变量。——但这样说似乎并不准确,与没收手机相伴随的,还有平素对于此时老师一定很霸道与粗暴的想象,后者在归因中同样举足轻重,加之有大众对逝者心有戚戚、痛恨强者(即使是被建构的强者)作威作福的心理作为“加持”,老师没收手机(被)成为学生跳楼自杀的自变量,也成为家属质疑校方的依据。

可以发现,无论学校还是媒体,都没有试图打破这一因果链条本身的合理性,而是依据自身在科层体系中的角色,理性地做出应对。

一方面,学校指出老师当时的处置负责且得当,某种程度上回避了教师没收手机—学生自杀之间的因果关系。强调自变量的“无过”,不完全等于切断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对此还需要联系学生的生活经历,来估摸没收手机究竟适合被看作刺激还是内因。但当时的情境以及当事人的心理,皆不可复原。

从学校的立场来看,校方这样做是合理的,毕竟学校不是在破案,更需要的是扮演好自身在科层体系中的角色,维护本校师生权益。

另一方面,媒体完全忽略了学生的家庭方面等信息。其实报道中播放的哀戚配乐,已经暗示了媒体的立场,当地教师对此颇有微词。媒体既被期望是百姓喉舌、第四种权力,也是一个需要数据、需要盈利的单位,据此在市场中占有位置。

大家各司其职本是好事,但在这件事情中,在每一方自己看来都是合理的做法:家长的归因、学校的自证、媒体的介入、还有街头舆论中愈发极化的观点等等,都难以让事情得到比较好的安顿。

沟通的意义与沟通本身

沟通理性,被哈贝马斯视为科学理性之外的另一启蒙遗珠。日常的陌生人社会也强化了对高质、高效的人际关系的需要,沟通在其间的意义毋庸置疑。

上述事件中,家长表示班主任在孩子出事后便不曾露面,校长指出是因为家属情绪激烈,老师才不得不躲起来。看起来,如果没有一个可信服的第三方,双方的沟通遥不可及。

但由此不妨想想,寄望于“沟通”,究竟是意识到了沟通之于互动过程的意义,还是只期盼沟通去满足润滑人际的功能呢?

我们强调沟通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沟通承诺的美好吸引了我们。但在这之前,我们是不是有些忽略了沟通的基础、过程以及形式?米德就指出人的心灵的独特之处体现为在时间序列中,人能够根据对可能的结果的预演,来决定对事物的反应。但另一方面,行动作为权宜性的成就,完成的过程中难免遭遇预料、常规之外的扰动,这时候,如果沟通的原定目的无法达到,我们会直接得出“我对他错”的结论,还是去反思沟通的模式等等?

在互联网这个去中心(带来自我中心)、碎片化(带来观点极化)的社区中,沟通在促进双方了解方面的意义,至少并不逊色于它所可能产生的美好。但在时间成本愈发高昂和投注精力愈发奢侈的今天,沟通本身而不是沟通的附加,得到的忽视似乎多于应得的重视。

学生自杀后,面对家长的反应,“家长就是找事”“现在的学生真脆弱”“学校倒霉”的各种言论都收获了不少点赞。听到了/只听到自己想听的,这样的“沟通”无“通”、“交流”无“流”,难免是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