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我厌恶旅行者和探险家”

对亚马逊雨林原住民的研究,贯穿年届百岁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一生。在他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的《忧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神话学》等作品中,他将原始部落视为特殊个案,认为其独立于人类现代文明进步之外。

11月28日,巴黎塞纳河畔的凯布朗利博物馆(Musée du quai Branly)将免费开放一日,纪念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这天诞辰100周年。两年之前,他还参加了这个博物馆的开幕仪式。的确,对于一个搜罗了大量来自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和美洲的艺术品的博物馆,列维-斯特劳斯无疑是最适合的剪彩人选。何况博物馆还藏有他在70多年的人类学研究中收集的大约1500件艺术品。

对于这个仍然健在的100岁的老人,法国媒体似乎很难找到有新意的致敬方式。除了法国电视五台一部追寻列维-斯特劳斯巴西足迹的纪录片和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的一个展览之外,大多数报纸只是说了声简单的“生日快乐”。当然,并不是媒体不用心,而是早在10年之前,老人90岁寿辰的时候,所有能够想到的表达办法和溢美之词都已用尽。“人类学之父”这样的终极称谓也许会遭到一些外国人的反对,但对于法国人,这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列维-斯特劳斯几乎重建了法国的人类学研究,同时,他还构建了人类学历史上最为复杂、深邃、坚固的智力大厦,很多人走进去,却几乎没有人能够找到出口。

庞杂的百科全书

1908年,列维-斯特劳斯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父亲是个画家。其实,人们从他的作品中很容易看到这种影响:他在《看·听·读》中直接分析普森的绘画;执着于原始艺术的收集和研究,他在《野性的思维》中写道:“这是我面前书架上的一根用来击鱼的棒棰,我在写这一段时正在望着它。”甚至每一部作品的法文版封面,都带着一种对于艺术的迷恋。

虽然列维-斯特劳斯未能成为一名画家,但在美国流亡时,他和以安德烈·布列东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者来往甚密。而且,他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操起了照相机,1935年到1939年,他在巴西给印第安原住民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摄影家,就像我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列维-斯特劳斯如是说。但事实上,他的照片为当时的巴西留下了珍贵的、迷人的黑白影像。

列维-斯特劳斯还有一个身为小提琴家的曾祖父,作为遗传,他精通小提琴,一生都认为工作时听音乐可以让自己思路清晰。在瓦格纳和拉摩的陪伴下,他写出了《神话学》第一卷《生食和熟食》,看看这部“结构人类学”巨著的目录吧,“咏叹调”、“变奏曲”、“协奏曲”、“交响曲”此类词汇充斥其间,看上去就像一部庞大的歌剧。

1934年秋的一个星期天早上9点钟,列维-斯特劳斯接到一个电话,建议他到圣保罗大学担任社会学教职。次年2月,他启程前往巴西。这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而对亚马逊雨林原住民的研究,贯穿了他的人生,从成名作《忧郁的热带》到几乎可以为他盖棺论定的四卷《神话学》。

但事实上,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研究,他只进行了短短5年,之后,他就迅速归位于法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一列,兴趣庞杂、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用几乎涵盖一切的知识建构自己的学术大厦。无疑,列维-斯特劳斯、福柯、萨特、德里达、巴特等人身上都具备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明星气质。

留在永远的亚马逊雨林

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的开头说,“我厌恶旅行者和探险家。”这句话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基调——将原住民的思维和现代人的思维并列在平等的位置。他始终将原始部落视为特殊个案,认为其独立于人类现代文明进步之外,而并非是人类的低级阶段。实际上,正是短暂的对于亚马逊雨林中博罗罗人的田野调查,确定了这一点。

但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却受益于殖民时代那些“旅行者和探险家”的描述和想象。这些文献不仅勾起天性喜爱搜奇探险的青年列维-斯特劳斯的兴趣,也为他后来的理论提供了充足的营养。正如冯·哈根在《南美洲召唤他们》中所描述的那样,“带着满腔克服所有障碍的热情,他们攀登安第斯山脉,在神秘幽暗的河川上漂流。他们穿越荒漠,在布满闪亮的昆虫和盘根错节的莽林中,开辟道路……他们就这样把美洲研究整理出来,并且经由文学作品,把新大陆从300年的神话世界中拉出来。”

列维-斯特劳斯当年远赴巴西,多多少少受到了前人的召唤。所以,他的作品可读性很强,《忧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或者《神话学》中对于原始部落的描述和所引用的故事、传说,实际上并不比“300年前神话世界”中的“无头人”传说缺少吸引力。比如在《生食和熟食》中,他说到鸟类颜色的起源:人类和鸟类联合与一条大水蛇作战,人类纷纷退缩,鸟类杀死了蛇,带走了蛇皮,从此人类决定与鸟类为敌。蛇皮的颜色非常艳丽,每只鸟分到了一块,从此鸟类由原来统一的灰色变成了红的、黄的、蓝的、白的、绿的,南美洲大鹦鹉分到的颜色最多,从此有了我们今日所见的艳丽色彩。

直到现在,列维-斯特劳斯对那片雨林中的色彩仍念念不忘。但众所周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亚马逊狂热症”正在用森林推土机将雨林带离地球,那些生活在其中的部落、传说和独立于现代文明之外的知识体系正在消解。列维-斯特劳斯充当的也只能是一个保管员的角色,“当白人带着工具走进亚马逊雨林,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会变老死去,但实际上,真正死去的只有那里的原住民。”

结构主义人类学之父

在1942年结识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之前,列维-斯特劳斯对于自己的学术方向曾经非常困惑,就像他年轻时的理想曾经徘徊在画家和音乐家之间。雅各布逊掌握多种语言,兴趣极为广泛,从绘画到刚刚兴起的计算机科学,从现象学到生物学,无不涉猎。他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是直接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为列维-斯特劳斯引进了重要的工具——结构主义和语言学。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不是结构主义本身的创立者,但毫无疑问,他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创立者。没有哪个人类学家曾经像他那样尝试如此大规模地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相信,结构是大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和行动中,并不因为文化和个体的差异而改变。就像地质学中的地貌看似零乱、不可观察,却存在一种隐秘的必然性。

他一生都在巴黎、纽约或者伦敦的图书馆中处理汗牛充栋的书籍和材料,在欧美殖民时代留下的大量见闻、游记、小说、插图和英美人类学者的资料、书籍、笔记中,寻找地球各个角落的种族、语言、文化、艺术、传说中的相似性。显然,他的努力相当成功,他同时拥有法国结构主义者的语言、思辨能力和英美人类学者田野调查、处理材料的能力,架构在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几乎无懈可击。也许,人们唯一可以质疑的只有列维-斯特劳斯在处理材料的过程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倾向和偏见。

在二战中遭受耻辱的法国人,确实需要列维-斯特劳斯这样“救世主”式的学界人物,重建它的大国地位。从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的行为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法国人对基于政治的学术研究的惊人重视:当法国军队在土伦港上船时,同行的竟有1个数学家、3个天文学家、17个土木工程师、13个博物馆学家、4个建筑师、8个画家、10个作家和22个带有多种语言铅字的印刷工。而在二战之前,德国人已经将法国思想挤出了主流舞台。

萨特因为存在主义而成为更早的明星,但存在主义显然根基于反经验的德国传统。列维-斯特劳斯的部分思想虽源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却与迪卡尔、孔德、涂尔干和莫斯一线的法国经验体系更为接近,这也让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得以风行,并让列维-斯特劳斯在与萨特的论战中,处于上风。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挂着人类学家的头衔,但事实上,他更多是个全能型的哲学家,连续不断的出版物像积木一样,不断为自己的最终目标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