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化与特殊化:“领导”的逻辑

作者:莫小年

最近参加省运会的志愿者服务,听到了两个故事,放在一起,可以看出“领导”的一些奥秘。

第一个故事是听到的。赛事召开在即,某局一主任前去检查,需通过一路口时,被保安拦下——因此处禁止车辆通行。双方僵持不下,主任不悦,遂打电话给保安公司经理,要求保安放行,保安表示不认识什么经理,不能过就是不能过。主任怒,过后强令保安公司将该保安辞退。

第二个故事如下:晚上结束工作后,与局里某处的副处、一工作人员同乘副处的车,途中接上了副处的孩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女孩并不多言,工作人员则不停与她交谈,也在不时地夸赞她。女孩许是年幼,只附和几声,又去摆弄手机了。

耳闻目睹之后,对第一件事情感到愤怒,在第二个场景中觉得别扭。伙伴对他们的评价也值得玩味:受气的前者实在“倒霉”,后者的做法则“正常”。这里,用特殊取向的“人情”和普遍取向的“事理”两个维度来衡量,发现他们的做法折射出“领导”行事的两种机制:普遍化与特殊化。

“领导”意味着什么?从科层制的角度看,领导是处于某一梯级的职业,其权力和权威都囿于工作角色。从传统之帝国、集体化之单位的组织架构以及日常的行为规范来看,领导一方面是总体性的庇护—依附关系中的大权在握者,一方面是非正式的关系社会中有面子的群体。概括地说,前一种领导是普遍主义的,照章办事,互动时并无情境化的特别期待;后一种领导则是特殊主义的,因人制宜,与之打交道是人格化、差异化的。

这样来看两位下级面对领导时的做法。第一则,主任并非保安的直接领导,保安采取普遍主义式的对待(保安的具体动机不得而知,或许在他看来,在那人多车杂的场合中,拒绝一切车辆通行是最简单与明白的方法),但官场圈子和人情社会的交叠赋予领导滥施淫威的底气,运用特殊化的合理联系,来调用普遍主义规定的合法资源。于是,该主任通过保安的上级,先命其放行,后使其被开除。

第二则,工作结束后,下属面对副处特别是领导的孩子,彼此相处看起来是特殊主义式的,但当对方是与自己同级的同事的子女时,会有压力去吹捧对方么?联系日常经验,发现在这特殊化的对待背后,有着普遍性的根由,即上下级间的等级秩序。他是领导,她是领导的孩子,即使下班,领导的权威和其身边人获得的日常权威,也不会有所变化,此时表现出下属的恭敬,即使无功,至少也不会有过吧。

两个案例,都表明“领导”并非官僚体系理想所设计的事本主义,超出职权的垂直控制和人情、面子的作祟使领导的角色在空间上(第一个个案)与时间上(第二个个案)外溢,表现为其所掌握的资源的高度相关性。

两个故事也都反映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要素的共存,而非相互排斥或互不相干。保安面对领导的经历中,普遍主义的外衣下活跃着特殊主义的核心;领导孩子的体验中,特殊主义的形式中包裹着普遍主义的逻辑。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改造、挪用和重构,交织出一个“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差序网格,诉说着关于人情、面子、关系的本土故事。这时候,笔者认为,相比于用“文化包”的道理,来观察带有普遍主义品质和特殊主义品质的两种行事风格的交叉,认为个体会依据情境而选择不同的逻辑为己所用,倒不如放在本土情境中,检视正式的、外部的规则体系在落地时的实际遭遇。因为从方法论来看,前一种做法秉持个人主义,将各种要素放在平等的地位上,由能动的主体自行调用;后一种则从结构与行动的关系着眼,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其全貌。

林语堂将“面子、命运和恩典”称为统治中国的三女神,构成了阴性的三位一体。一个多世纪的冲涤剥夺了宿命论调的命和顺民感佩的恩的地位,面子寄寓的关系文化却流传下来,似乎成为生活世界反殖民系统的例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