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所掀起的学术论争:米德与戈夫曼

今年五月刚由卫城出版的《全员在逃:一部关于美国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志》(小编注:该版本为繁体中文版,简体中文版已经在翻译中)在台湾宣传的策略非常明确:尽管有着非常高的评价,这本书同时也极具争议性。甚至随着此书的出版,在网络上唯一相关的中文文章是一篇由一群学生写给作者社会学家爱丽丝‧戈夫曼(Alice Goffman)的公开抗议信的翻译。至于争议为何,中文版的导读已经谈得很清楚,我在本文稍后也会补充。而身为一位人类学家,看到隔壁社会学界的纷扰,不禁想起自己学科过去几次类似的内战,例如80年代“民族志再现了什么样的事实”的书写文化反省浪潮、90年代中“人类学家是客观科学家还是有道德责任的社会工作者”的辩论、90年代末“西方白人学者真的懂边缘族群在想什么吗”的三百回合大战等等。其中,我觉得与《全员在逃》争议最相似的,莫过于美国知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于1928年出版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之后所掀起的争辩。两本民族志都是系出名门的年轻学者的初试啼声之作、其资料都来自二十出头的年纪时所开启的田野工作。两本书都奠定了作者在学科内的地位,也都有为大众书写的企图,而之后面临的批评也都牵涉到报导人叙事的真实性与对异民族文化描写的公正性的问题。最后,两本书的附录其实才是作者真正研究精神的所在,而对于附录的重新探索与比较,可以让我们在一片争议声中为两者辩护。 

米德与萨摩亚姑娘们

1925年8月,才刚进入由美国人类学之父鲍亚士主导的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班两年、且新婚不久的米德,只身抵达了美属萨摩亚,即将展开她为期八个月以岛上青少年生活为主题的首次田野工作。返国后,她完成了《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其论点为有别于美国青少年,特别是女性,在青春期面临各种心理与身理变化的骚动不安,对萨摩亚青少女而言青春期反而不是一段艰困的转折时期。她们不但刚从照顾弟弟妹妹的家务责任中解脱出来,而捕鱼、搜寻食物和编织等新的任务也给予她们充分的机会与男孩子互动、谈情说爱,甚至体验性行为。青春期因此是她们最终嫁为人妇前最自由愉快的时光。也就是说,青春期并非普世皆然的生物成长阶段,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会有不同的样貌。

玛格丽德·米德在访问中

《萨摩亚人的成年》鲜明的社会评论色彩在出版之后很快地得到美国评论家的青睐,但其挑动保守社会敏感神经的性行为描述,则引起一些负面回馈。在学界内一开始的高评价(包括田野工作祖师爷马林诺斯基),也逐渐转向为对书中过多普遍性的陈述的批评。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获得商业上高度的成功,也让原本被视为禁忌的女性私密经验得以被公开讨论,更树立了一个公共人类学的典范。然而在米德逝世的四年多后,新西兰人类学家德瑞克‧费里曼(Derek Freeman)根据自己于1940年代在萨摩亚生活经验以及随后多年的档案与田野研究,于1983年出版了《米德与萨摩亚》(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一书对《萨摩亚人的成年》进行严厉的挑战。他的批评不似之前学界内外关于道德立场与资料陈述的评点,而是近乎人身攻击地推翻米德在萨摩亚的研究。他的论点主要是青春期依然是一个普同的生物阶段,充满生理心理上的转变与冲突,在萨摩亚的阶序社会中更是如此,因此米德所描写的自由体验性行为的状况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她之所以会写下这样的结论,不仅是因为粗糙的田野工作与鲍亚士“文化决定论”的成见,更是因为她天真地听信萨摩亚姑娘对她撒的漫天谎言。费里曼也让原本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书写方式就有些不满的当地声音充分表露。许多萨摩亚人认为书中对萨摩亚人性生活几乎猎奇式的描写,不但与事实天差地远,也否定了他们身为人的价值。

《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简体中文版

米德与费里曼的辩论是人类学史上的著名公案,其相关讨论多不胜数,碍于篇幅在此只能扼要论之。简单来说,费里曼的研究来自男性观点、时代不同、位于独立萨摩亚的田野地与美属萨摩亚也有历史发展上的差异,因此其挑战有如张飞打岳飞。他对米德书中与档案中的资料也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分析。最后,被他指认出来误导米德并曾在一部纪录片上公开自陈的萨摩亚姑娘(此时已是八十几岁的老妪),也可以从米德田野笔记中发现非但不是主要报导人,在书中甚至只出现在一段中(也就是中文版页40的帕娜)。事实上,米德非常清楚谎言玩笑存在的可能性,其材料来源也相当广泛,不是只依赖一两位报导人的片面之词。最后,她并非极端的文化决定论者,在书中也认可青春期作为一种生物发展阶段的存在,只是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受不同的元素影响。

《萨摩亚人的成年》的定位其实一开始就是写给大众的“轻学术”作品,而米德想要传达给美国读者关于青少年发展、教育、女性意识的讯息也确实使她在萨摩亚资料上进行过度的诠释。但她还是有基于萨摩亚田野的严谨学术著作,也就是《玛努亚岛上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Manu’a),还有博士论文《玻里尼西亚文化稳定性问题之探索》( An Inquiry into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Stability in Polynesia)。这些能反映她扎实的理论和方法论训练的面向,则是展露在《萨摩亚人的成年》的附录中(很可惜地中文版没有翻译出来)。里面她提供了完整的研究设计、25位青春期少女的量性资料、对萨摩亚文化受到传教士与殖民的影响也有清楚的掌握。这个附录与日后被收入档案中的田野笔记,成为在她过世后能为她持续辩白的最佳武器。然而,对于将这些资料毫不加修饰地呈现而对萨摩亚人造成的伤害,米德生前是相当懊悔的。 

戈夫曼与六街男孩

2003年1月,就读宾州大学的戈夫曼首次与日后她将写进《全员在逃》中的南费城六街男孩相识。这些男孩可不是一般的邻家少年:他们多半参与帮派犯罪活动、蹲过感化院或监狱、有案底在身、甚至处于假释或被通缉的状态。在拘留所、法庭之间来回游走、在警方的监控与骚扰下设法逃脱是生命的常态。随着她与这些男孩及其亲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个一开始是想了解都市边缘黑人社区生活的大学课堂报告,逐步发展成大学毕业论文,以及她在普林斯顿社会学系的博士论文,最后则改写成2014出版的《全员在逃》。用戈夫曼自己的话来说,“本书将说明[年轻黑人]监禁人数的快速成长,以及更隐匿的警方监控行为,描述生活在费城相对贫穷的黑人社区的年轻人的经历且了解他们。”(页34)另一方面,“即便在警方拦检与缓刑报到之间游走不定,当地居民仍在为自己开创有意义的生活。惩罚与监控的范围无法阻止他们建立一个能得到尊严与荣誉的道德世界;年轻男女在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挣扎着工作、家庭、爱情与友情。”(页44)

与《萨摩亚人的成年》相似地,《全员在逃》在出版之初立即获得学界内外近乎一致的好评,甚至得到杰出黑人学者康乃尔‧韦斯特(Cornell West)和以利亚‧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的背书。类似的主题在都市社会学的研究中不是没有被探讨过,但高夫曼的材料是如此地绵密透彻、且能够深入各种大小或私密或公众的空间中,论者认为若非扎实的田野工作是搜集不到这样的资料的。书中关于这些在警方监控下的黑人青少年的女性亲友如何应对这种状况的观点,更是在之前的研究中少见的。

若要说在《全员在逃》的评论中有一个像费里曼之于《萨摩亚人的成年》的角色,那这个人就是西北大学的法学教授史蒂文‧卢贝(Steven Lubet)。有别于一开始一些基于资料呈现手法与戈夫曼白人菁英身份的批评,卢贝在一篇2015年的书评中认为《全员在逃》里多处出现依他过去担任青少年与刑事辩护律师的经验是不可能发生的法律事件,并质疑戈夫曼的田野工作并非多数论者认为的那般优秀,而是根基在许多未经查证的街坊谣言上。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刚满十一岁的提姆因为坐在哥哥开的赃车上被逮捕判三年缓刑的判决(页50),另一个是警方进入医院中翻阅访客名单追捕通缉犯的手法(页80-81)。他与相关人士求证的结果是,这两个案例都是极度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就算有也不是常态,但在戈夫曼的笔调下却像铁一般的事实。这个书评触发卢贝在今年出版了《审问民族志》(Interrogating Ethnography)一书,里面分析了五十几本他能够针对细节求证的美国都市民族志,并发现大部分的民族志作者都缺乏“事实审查”(fact check)的动作或声明(戴斯蒙的《下一个家在何方》是少数例外),并经常轻信报导人的叙事然后顺理成章地书写出来。更麻烦的是,他们可以更改细节来保护当事人与田野地。虽然这些大大小小的故事多半不影响整本书的论证,而有些作者也能依靠修辞如“据某某人说”来润饰,但他认为这并非一个理想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

《全员在逃》英文版封面

在卢贝开了这枪后,戈夫曼突然从社会学界的耀眼新星成为众矢之的,学界内外从不同角度重新检视《全员在逃》的负评纷纷出现。有人发现更多前后矛盾不合常理之处、有人指控她造假或夸大社区的阴暗面、有人觉得她的研究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六街社区的知情同意、有人指出全书多次出现的定量统计资料有严重的瑕疵、有更多少数族裔学者和学生则认为这又是另一本白人研究者踩在边缘社群身体上进入学术殿堂的作品,而处于尊贵的宾州大学旁的南费城黑人社区更时常是任其学生进出的后花园或实验室。最后,甚至还出现了一封匿名投诉信,严重到戈夫曼任教的威斯康辛社会学系得对她进行是否违反研究伦理的调查(最后结果公布为没有)。

为《全员在逃》辩护

若与《萨摩亚人的成年》做对比,可以发现对两者的批评在本质上十分相似,大体而言可以分成(一)资料真实性的问题(无论来自被欺骗、轻信、夸大还是造假)以及(二)书写他者的公正性(萨摩亚少女的性生活、六街男孩的犯罪人生)。上面已经提过,米德的附录资料以及田野笔记档案得以帮助她洗刷关于第一点的冤屈。例如附录表格中25位萨摩亚少女异性性行为经验与她们距离初经的时间长短是相关的,也就是说若她们是在随机撒谎,那么这个数据应该会呈现较混乱的分布。然而戈夫曼没有办法这么做,因为她为了保护当事人,已经将所有的田野笔记销毁,甚至封锁了其博士论文的线上资讯。而书中许多人物日期上的矛盾,她则表示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更动的结果。

然而戈夫曼的长篇附录《方法论的笔记》反而能帮助她回应米德最无能为力面对的第二点质疑。在这个附录中,她从自己如何进入第六街社区开始谈起,并且如何一步步与六街男孩们建立在外人眼中十分不寻常的关系,同时摸索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中间她提到了自己与那边天差地远的优渥出生和资源,最后则以好友查克遭枪击身亡的故事收尾,以及这个事件如何撼动她身为研究者的角色。如此赤裸裸的自我剖析,在许多批评者眼中反而更坐实了那“她只在乎自己”的指控,而她提到自己载着手持手枪的迈克一同驱车寻找杀害查克的仇人的情节,也被卢贝指出有触犯宾州串谋谋杀罪之嫌。

我反而认为在这个人类学界泛称为“反身性”(reflexive)陈述的文体中,戈夫曼毫不避讳地展现了在这个研究中早已没有中立的客观性,但也表明在这样的状况下研究还是可以进行下去。她与六街男孩及其亲友的情谊、她的深陷其中,让她看到了这个社区最黑暗的一面。也是基于这样的情谊和了解,她可以在迈克五年内至少出庭受审的51次中,出席其中的47次(页58)。这已经不只是田野技艺而已了,而是一种对朋友的忠诚。我认为许多针对《全员在逃》的批评固然有其道理、我能理解那些少数族裔学者和学生的不满,但这其中也隐含着一种你这白人女性凭什么能了解这群黑人少年、凭什么能与他们结为好友的有罪推定和双重标准。在台湾早先翻译出版的《我当黑帮老大的一天》中,作者印度裔社会学家苏西耶‧凡卡德希违反的研究伦理恐怕更多也更明显,但也没有面临到像戈夫曼现在几乎人人喊打的状况,在台湾的宣传也没有针对其争议性在做文章。为什么?只因为凡卡德希是棕色皮肤吗?有意思的是,最后反倒是一位记者基于“事实审查”精神的报导,能够为戈夫曼平反。这名记者拼凑出第六街的所在地,拿着戈夫曼的相片到处向人打听,最后竟找出查克的母亲并坐下来与她进行访谈。期待她会揭露戈夫曼的真面目、或像萨摩亚人那般表达对《萨摩亚人的成年》的不屑的人恐怕要失望了。查克妈妈如是说:

她是所有人的好朋友。她与我的孩子们和其他男孩建立了深厚的关系,成为非常紧密的朋友。我甚至还见过她的爸妈(注:戈夫曼知名的社会学家父亲厄文‧戈夫曼在她出生那年已过世,这里指的是她的继父)。她会陪我一起出庭,非常地支持我。

问到对于《全员在逃》有何感想,她表示她还没有看完,但完全相信戈夫曼忠实地呈现了第六街的故事:

她说她看到的事情,那些在这里四周的暴力事件,她说的是真的。查克死的时候她在他身边、另外位男孩死的时候她也在、我的另一个孩子瑞吉被关的时候她在一旁、我小儿子堤姆被关的时候她给予充分的支持。她在这些所有事情中一路支持我。一路支持!所以,我真的爱她。

毫无疑问地,对一个民族志工作者来说,这一番话的价值远胜于任何正面的书评或学术引用,也远超过任何关于何谓“民族志事实”的争辩。

对翻译的建议

最后,我想称赞一下《全员在逃》的翻译。那么多黑话俚语,真是难为译者了。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在听饶舌歌,有些地方还是免不了会翻得不到位,例如页232“他有小大人(Biggie Smalls)的沉重鼻音”,正确翻法应该是“饶舌歌手声名狼藉先生”。页209『他们只会要求“婊子”(hood rats)偷偷拿毒品到会客室』基本上没有问题,但hood rats特指为了利益什么都愿意做、水性杨花的女性社区成员,因此“地方上的破麻”似乎是比较符合的翻译。类似的状况出现在高夫曼特别处理的rider这种身份上,在书中直翻成“骑士”,但只要有听过诸多关于rider的饶舌歌就会知道,这是一种共患难、豁出去的精神,与骑上去的动作无关。若要我翻,应该会是“相挺之人”,也会与页114的翻法相符。还有,页369『像是他们坐牢时读的“侠盗”(hood)小说』应该是“街头”或“贫民窟小说”。可能是因为书中太多俚语让译者开始草木皆兵,页193“那些混蛋(Ant)”的Ant不是什么黑话,而是书中一位角色Anthony的昵称,翻成“小安”即可。最后,我对书中“黑鬼”的直译感到有些不安,虽然出现的情境都是六街男孩彼此的称呼,但这毕竟还是一个尖锐敏感的字眼。当然不用像《平凡的邪恶》的译者将“犹太”翻成政治正确的“尤太”,但有些地方翻成“老兄”、“兄弟”,意思会比较贴切、也不会造成无谓的争议。

本文原载于:林浩立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這齣:人類學家評《全員在逃》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