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二)

作者:莫小北
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一:对武汉人的污名
疫情袭来,“武汉人”从一个地域联结的符号,变为一个人人恐惧的群体,仿佛“武汉人”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同义词。
桑塔格说,疾病比如癌症被赋予了道德意义,背后关联着洁净与肮脏等判断。我们可以接着说,病患就是这些疾病的具身体现,在互动中巩固了我们的道德话语。把“武汉人”等同于疫情的做法,就是这样的“道德”实践。对“武汉人”赋予危险的含义,使他们去道德化,实现了对武汉人的污名。
如戈夫曼所言,作为把成见套在特征之上的过程,污名具有“谋求那些社会不支持的人支持社会的功能”,对“武汉人”的污名同样如是,我们期待污名“武汉人”,能够缓解焦虑、稀释恐慌。我们常见污名的再生产,对“武汉人”的污名,则揭示出有关污名制造的一些信息。
或许生产污名,关键要素有二:负面的信息和权力的等级。首先,疫情突然的引起关注,令人惊惧。接着,舆论唤起对武汉人的警惕,反之武汉人没有多少表达的机会。
“黑”总是很容易,只是我们常常忘了,倘若自己就是下一个被“黑”的人,该怎么办。
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二:发国难财的人们
截获口罩的快递员新闻,已经被辟谣,不过这段时间,确实有些商家借机哄抬物价,被骂为“发国难财”。
苏国勋老师说,人的行为受利益驱动与结构制约的塑造。发国难财的利,无需多言。要问的是,为什么他们会脱嵌于道德机制的约束呢?
按涂尔干说,机械社会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这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细化、财富的累积与分配的不公,再加上个人主义的风靡,道德观念的多元和异质变得普遍,孕生出重权利、轻义务的“无公德的个人”。
在发国难财的人自身看来,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不道德的。这或许显示出道德的个体化的现象:每个人都拥有合理化自身行为的道德说辞,人们对不同选项所赋予的权重、意义与排序日渐差异化。这时候道德的最大公约数如何存在与保持,显然不止于呼吁。
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三:志愿活动的困境与策略
随着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自发组织起来,募集物资、联络医院、公开信息,为抗击疫情尽心尽力。这便暴露出了志愿组织(即使是临时性的)的一个困境:合法性不足。
武汉市委书记表示,捐赠物资一定要通过红十字会,避免被人钻空子。当合法性的生产和建构被垄断,就形成了“官”与“民”、国家与社会的权力格局,这时候双方没有博弈的可能,后者只有认同并服从前者制定的规则,以获得合法性资源,这是志愿活动得以继续的“印章”“许可证”。否则,就会出现学生被谈话、物资被扣押的可能。
志愿活动和志愿组织,往往具有先天的符号资本,但这并不足够。为走出合法性困境,志愿组织也生发出策略,以加速其合法化,这包括:
其一,宣传。通过公众号、微博、媒体报道等途径,宣传志愿活动,以获得社会资本。
其二,分工。也可称为志愿活动的组织化,对外,明确本组织的定位,对内,形成一系列的职能设置,以凸显本组织的人力资本。
其三,禁地。面对“政治红线”的权力与权威,志愿组织避免对时政的议论,尤其是嘲讽与不满声音的表达,以争取政治资本。
其四,靠拢。为规避合法性危机,志愿组织会主动与官方的、上级组织联系,获取其认可,以谋求合法的组织资本。
志愿组织这一系列努力的前提在于,合法性是一种稀缺且有效的资源。志愿组织这一系列努力的功能也就在于,巩固和再生产出合法性的垄断局面。
疾病中的社会现象之四:不合格的病人角色
帕森斯提出了病人角色(sick role)的概念,从字面理解,“病人”也是一类需要脚本去扮演的角色。
帕森斯从三个方面阐释了病人角色的内涵:其一,疾病是生物因素造成的,这就免除了病人的责任,反之,酗酒和肥胖就不属于此;其二,病人有免于通常义务的权力和特权,比如,患病期间不用上班;其三,病人要遵循专家意见,为重获健康而努力,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病人角色。——显然,这样的病人角色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它适用于急性病症。
从功能论的视角出发,病人虽然是身体健康的失调状况,可病人角色是社会运转的正常现象。
谈武汉色变,意味着把来自、途径武汉的人们都当作了病人角色,可是这一角色却并不合法:其一,虽然疾病是生物性的,但染上肺炎的实际和可能都是他们的错;其二,他们不享有权力和特权,反而被孤立和排斥;其三,相比于专家意见,他们更要屈服于民俗情感。——这些人被迫扮演了病人角色中的非法性角色类型(illegitimate role)。
通常认为对疾病的污名和对患者的污名是一体两面的建构,可是这次的事情告诉我们,还有对潜在病人角色的污名——这与疾病的传染率有关,与对疾病危害的恐慌有关,与疾病传播途径所关联的事实有关,具体来说,就是与地域依然是我们认识事物之媒介的认知方式有关,也与社会流动的发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