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万里:谣言是如何被操纵的

来源 | 《人民论坛》2011年4月(上)

近年来,各种天灾人祸仿佛多了起来。这些灾难性事件不仅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大自然的可怕威力,而且也让我们认识了各种谣言的制造和传播所带来的大众恐慌。特别是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谣言可以轻易引发大规模的非理性行为,从而影响社会正常的救灾和灾后重建秩序。谣言加剧恐慌,恐慌刺激出新的谣言,导致恶性循环。 

操纵性谣言制造和扩散的几个重要环节

在西语语境中,“谣言”(rumor)具有名词和动词的双重词性。谣言的形态和作用总是通过传播和扩散过程而成型和发酵。在灾难性事件发生背景下,谣言的生成和传播有一个扩散链条。在信息技术不发达的传统社会,谣言一般是通过口耳相传,先借助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局部扩散开来,再经由多重社会关系网络的交叠依次传播。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个扩散链条往往不再遵循由个人、小群体到更大群体的传播模式,而是借助大众媒介由个人认知直接到达社会认知,迅速使特定的话语和行为成为灾难性事件的有机部分。作为目前灾难谣言的突出特点,谣言制造、扩散和影响的共时性使谣言具有了可操纵性,增加了对谣言进行社会控制的难度。

以最近由日本地震及核泄漏引发的“谣盐”事件为例,操纵性谣言的制造和扩散呈现出以下几个重要环节。首先是谣言定向。即利用民众对灾难事件的关注和恐慌,从各种谣言中选择“有用”的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以显著的方式呈现于公众面前。操纵性谣言需要以人们的知识和推理可以接受的方式,将谣言整合到特定的方向。比如,地震和海啸可能已经摧毁了核电站的防护安全机制,福岛核电站爆炸难以避免核泄漏,而核泄漏必然导致核辐射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其次是谣言涵义的提炼。即将特定谣言中包含的可能后果与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利益关联起来,引导谣言刺激具体化。就像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蓝根神话一样,这次的操纵性谣言告诉大家,食用碘盐可以防止核辐射,而我国海域也就是碘盐的重要来源可能已经受到核污染。

其三是行为示范。即制造局部行为并迅速通过大众媒介广而告之,造成从众效应。人们几乎同时通过手机、互联网等信息工具得到抢购碘盐的信息,并作为“理性”的反应,加入到抢购碘盐的队伍当中。

谣言背后总有“获利者”

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公众对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的顺从是操纵性谣言得以扩散的主要原因。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人们最可能因为信息性社会影响而产生从众行为。

当情况暧昧不明时。当你无法确定正确的观念和适当的行为时,你会非常主动地接受别人的影响。你越是不确定,就越是依赖别人的判断。大的灾难性事件,通常伴随着交通、通讯的中断,生活共同体的暂时瓦解,使个人的行为陷于失范状态。这时,我们会视任何可以得到的信息源为救命稻草,不假思索地接受其影响。

当状况处于危机时。尽管现代各国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普遍建立了预警、预案制度,但仍然不能完全有效地处理那些偶然和新型的要素。个人也一样,已有的“知识库存”不能通过类别化对新的环境加以处理,结果就会采取他人的意见。

当别人是专家时。一个人越是有专业知识,他的指引在不确定性的状况中就越有价值。且不说,“专家”本身也有精细的专业分工,即使是真正的专家,也无法在突发的不确定环境下即时、准确地做出判断。不仅如此,在遇到操纵性因素的时候,我们甚至对专家的真假也难以分辨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当代社会谣言的制造和扩散的过程中,信息媒介总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同谋”。

如果说谣言的传播大多带有非理性的特点,操纵性的谣言及其扩散就是一种理性行为了。操纵性谣言通常具有明确的目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经济的。在2008年的拉萨事件中,我们明确地看到了以美国CNN为首的西方媒体制造和传播谣言的政治用心。而在这次“谣盐”事件中,经济利益则是主要动力。尽管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次谣言的有组织的幕后推手,但他们将是“谣盐”事件的主要获利者这一点则是无可置疑的。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信息产业、盐业企业、股票市场可谓广义的赢家。

对于谣言制造和传播的社会后果的评估,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采取何种方式实施控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不能以操纵信息的方式消除谣言。以一种操纵性信息遏制另一种操纵性信息无异于饮鸩止渴,将在更大程度上损害社会的权威机制和信任结构。

作者简介: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