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四)

作者:莫小北

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一:正能量
 
因为妹妹写主题作文的缘故,看了些歌颂前线人员的文章,想到了“正能量”这个词。

我觉得正能量就像保健品、调味料,适当使用有正功能,但如果喧宾夺主、本末倒置,就得不偿失了。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如下:

其一,对榜样的“造神”往往带来妖魔化的结果。一方面,在信息控制的过程中,神化了的榜样一旦被揪出污点,就会跌下神坛,成为爆料、八卦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印象管理的过程中,榜样越神,离普通人的世界越远,榜样也就越不合情理,比如手榴弹炸飞机的“英雄”。

其二,对榜样的过度宣传会导致“一刀切”的模仿。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权力关系中下级对上级的讨好,会使榜样的形象建构走向极端,或者反过来,徒有其表。此外,都去学大寨,不顾实情的榜样也无法扎根。

其三,对榜样的过多赞美转移了焦点。榜样出现在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情境中,榜样制造的目的在于动员和激励。但是当做榜样成为一项统治的技术,那么榜样本身就是一个任务,一个统治者转移民众视线的“诡计”了。

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二:道德绑架

韩红基金会赢得信任与称赞的同时,一些不捐款的明星也被骂上了热搜,这算不算道德绑架呢?

对道德绑架的理解,大概是两个“该不该”:第一个是被绑架者的该不该,他到底有没有义务去做这件事呢?第二个是绑架者的该不该,他有没有权力去要求别人怎么做?

在传统社会,在集体化时代,一定没有道德绑架这个词。因为那时候,道德就是规则,而且是具有唯一合法性的规则,权力编织了道德的意蕴,道德赋予权力以正当性,权力说“这就是道德”,道德说“我就是法律”。

到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到了“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时代,道德话语的地位不一样了。张景燮把东亚社会的现代性称为“压缩的现代性”,受后发型现代化的路径影响,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一股脑地出现了。于是,传统道德遇上了现代权利,“我该”撞上了“我要”,有时候就出现了道德绑架。道德绑架的发生,与我们对义务(该不该做)和权力(该不该管)的认识的错位有关。

道德绑架的出现还有一个因素:参照群体。当某人的行为被拿来和他之前的行动(纵向的、时间性的)、其他人的行事(横向的、空间性的)做对比,存在负面的差距时,就会滋生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是一个挺模糊的词,有时候一通慷慨陈词、义愤填膺,却可能侵犯了他人的自由,而有时候贴个道德绑架的标签,或许就完成了对当事人的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