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社会现象(之五)

作者:莫小北
瞒报和拒诊
家门口发现了疫情,还是瞒报:“大量接触医生、护士等医院工作人员、其他病患者及陪侍家属,致使上述60余人被紧急隔离”。人们对此的反应,可分成“恨”和“慌”两类:恨他明知而故瞒,于是去骂他,说要公开他的全部信息;慌他带来的可能风险,于是一方面自我保护与隔离,一方面把消息传播给身边人。
恨和慌都是人们的应对方式。出于减轻情感痛苦与烦恼、改善自身与环境间关系的应对目标,应对方式可分为注重情绪的表达性行动和注重问题的工具性行动两类(Lazarus & Falkman, 1984)。显然,恨是表达性的,慌是工具性的。
知道了是什么,再来看看为什么。
医学社会学说求医行为受疾病认知和疾病风险的影响:对疾病的了解越充分,疾病带来的危险越大,人越可能去医院。但瞒报就好像破坏性实验,打破了这样的理性共识,因为这一论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变量:情境定义。信息铺天盖地,隐瞒的人不可能不知道,恰相反,正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医学知识索引/牵连着他的生活常识,所以他才有侥幸或怕麻烦或其它心理,不去就医。
格尔茨早说过人是悬挂在他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重点是我们的行动,受观察与理解现实的滤镜(也就是我们认识现实的意义框架)影响:我相信什么,就会看到什么。那么我的相信,从何而来?
苏国勋老师说人的行动为利益驱动和结构制约所型塑。换句话说,利益和结构,就是我们在界定情境时发挥作用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利益受损的威胁,使人们怨恨与恐慌;另一方面,结构性位置又区分出每个人不同的反应:普通人告诉亲朋好友,医护人员警惕且救治,公安对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的当事人立案侦查。
瞒报和拒诊的人究竟怎么想,真值得索问一番。
医学社会学
医学社会学把健康导向的行为分成健康行为和患病行为两类,健康行为指为了防止出现健康问题而采取的行动,患病行为指确认和接触疾病的行动。
以这次的肺炎疫情为透镜,突发疾病可能使健康行为和患病行为分别产生什么变化?
健康行为可能出现内卷化。不论是囤积口罩、使用医用口罩,还是抢购双黄连,一方面都陷入了于事无补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健康行为不仅具有防范疾病的生理功能,还具有释放焦虑的心理功能。
患病行为中,确认有赖于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和医生对疾病的诊断,解除与患者对医疗手段的承受力和医疗资源的可及性有关。借助网上求助而得以入院的事例表明,确诊而不得治的发生,会把人逼向怎样一个绝望与崩溃的境地。
社会心理学
有些感染病人入不了院,选择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公开身份,一方面是为了真实可信,一方面也是为了建立联结。
求助的内容有救父母、救孩子等,人到中年,那种无助与无力或许最是悲痛。于情,他们不如老弱,不具有求助的合法资格;于理,他们担子最重,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群体。但是面对天灾人祸,他们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外出,没有足够的权力资本控制,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动员,这时候又能怎么办呢?肺炎没有全国性爆发,这些同胞的求助才能被看到、被回应。如果真的有一天自顾不暇,我们所有的一切,又能保障我们多少呢?
老祖宗说“人溺己溺,人饥己饥”,这或许也是“肺炎患者求助超话”引发广泛关注的一个缘由:不敢想象,如果是我,该怎么办?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经历,到最后都是一种无力感:终于有我对付不了的难题和抗拒不得的宿命。
我们努力,前半生在阻力最大的路上争来斗去,是不是为了后半生能够在阻力最小的路上安然度过?一场疫情,就把我们的头衔、身份、地位打回原形——这样的结论,让我在肺炎肆虐的日子,心头又紧了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