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父母

作者:莫小北

① 从二胎家庭说起

看新京报的消息,冒出来一条“‘大龄大孩’的二胎家庭”:主人公23岁时,多了个小妹妹。当时二胎政策刚放开,她并不同意父母再生的想法,后来母亲怀孕生子,慢慢地接受了现实。家里现在是“3+1的相处模式”:3个大人,带着1个小孩。

父母年近半百,怎么想起来要二孩呢?新闻里的父母说:“我们生二胎也是为了你好,第一是你能多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第二是政策放开了不要浪费,能多生一个肯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多生一个更保险,你看现在失独家庭那么多;家里的一切你想要的都给你。”

大孩的反对则没有考虑那么多:“我想要个弟弟妹妹的时候,她们拒绝了,我都已经长大了,不需要一个弟弟妹妹陪伴了”,“不想要,没必要,你们想带娃娃,可以等等带孙子。”经过争吵、冷战、绝食,“最终带着抗拒的心情接受了这件事”。

从成年大孩的立场上说,她是在情感上拒绝小弟弟妹妹,但从年迈父母的角度看,他们要二孩则出于理性的算计:父母多了份“保险”,哥哥姐姐多了个“照应”。

家庭是国人的倚赖,不仅是从文化传统和亲密关系的层面说的,也与家庭作为缓冲风险、消解危机的共同体属性有关。家庭是“原始”的,它基于血缘而建,承载着“多子多福”的想象与期许;可家庭并不是“过时”的,它提供的经济与情感等资源,是我们在公共支持不足的现实情境中的可靠后盾。

“单位制”的结束,把作为支持系统的家庭推到了前台,市场经济的展开,巩固了亲密关系和信任的可靠来源、以及财富累积的重要载体——家庭的地位。要二孩的考量,正体现出家庭的风险共同体特性。

很奇怪的一点是,为什么挺现代的人们,一遇到“家”的议题,就传统了呢?

有一种解释是“工具箱”:传统成为了资源,被有需要的个体所征用、所重构。但是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太淡漠家庭的社会文化嵌入性呢?换句话说,家庭作为组织,需要因应奉行合法性机制的制度环境。

拿现在很流行的隔代抚幼来说,古人强调的是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费老提出的“反馈模式”也只涉及父辈对子代的养育。但如今,面对子女沉重的工作压力,老年父母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照料孙辈的责任。这一方面与社会支持不健全有关,公共政策有多少考虑到年轻父母的育儿职责和育儿负担呢?另一方面,也是伦理规范的代际维度所致,“一家人”“给他们看”,老年父母的乐意也是被迫,他们又有多少选择的空间呢?

在时代造成的个人困扰面前,与其说家庭作为策略显示了个体的反思性和能动性,还不如多把批判的眼光,投向制造出如此现实的力量。

②恋爱与相亲

看了集《爱情公寓5》,“新相亲时代”,有个观点挺有趣:年轻人谈恋爱讲浪漫,父母主导的相亲讲般配。

这和大龄大孩的二胎家庭中的逻辑差不多,面对是否要二孩的选择,大孩的答案是情感上不愿意接受,父母的动机是多了份保险。

这样的对比,是生命历程的结果。对此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青年人处在建立家庭的预备期,父母们则已经携手走过了人生的大半。埃尔德指出,不同的时机(timing)具有不同的意义。尚未体验亲密关系的青年,把生活的重心放在情感上,父母则根据自己的经历与经验,强调般配的重要。

其二,青年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成长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经历着消费社会的沐浴,习惯了“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宣言。他们的父辈则不同,“50后”“60后”的父辈们,童年的记忆由集体化所塑造,兄弟姐妹的往来与帮衬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埃尔德指出,生命历程是线性的,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累积,不同的成长经历铭刻于个体的选择之中。于是,当青年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觉得爱情至上,父母则从家庭团结的角度出发,考虑门当户对。
鲁迅先生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借助社会学的视角,我们至少可以做到理解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