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关于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摘要:如何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是今天中国社会学研究生教育应当面对并回答的问题。当前,中国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培养主要通过“课堂讲授+课后文献阅读”模式来完成,并采取导师指导研究生读书会的形式作为辅助。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延续了一贯的教师为主体模式,而忽视了研究生自主性学习、探索精神的培养,以及系统化知识体系的建立。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体系化经典阅读”培养模式,旨在充分调动研究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其独立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与探索创新能力。
一、引言
如何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钱学森之问”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的,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实际上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是适合“钱学森之问”的。当前中国培养出的数量极为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博士中,真正具有原创研究能力的杰出人才却很少,应用性的政策研究水平也很低,甚至连实践中的基本情况也不了解。
总体来讲,人文社会科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科学知识是很确定的知识,具有严密的逻辑,可以证伪。艺术则主要依靠想象力。相对来讲,人文科学偏向艺术,社会科学偏向科学。仅就社会科学来讲,不同学科差异也很大,相对来讲,当前经济学倾向计量研究,试图通过数学建模来变成科学。遗憾的是,经济学研究对象还是过于复杂,就使其科学性要大打折扣。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特性,全世界适用的社会科学也确实是很罕见的。如何培养出杰出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人才,是当前中国大学社会学教育中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
当前社会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问题是研究生理论训练不足,研究生不读书,尤其是不读经典,成为严重问题。与之相应的是,几乎所有社会学研究生导师都认识到研究生读书尤其是读社会学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并开列了各种社会学经典著作书单,组织了各种读书会,可惜效果都很不好。之所以效果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风气太浮躁,学生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读大学期间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外在符号,而不愿意真正投入到能力提升上来。在我看来,除了学生方面存在问题以外,社会学界对如何培养研究生的方式方法、课程安排、教学模式、研究生学制诸方面都存在问题。最严重、最根本的问题则是在研究生教育目标及研究生教育方式的认识上存在问题。从小处讲就是研究生教育到底是要以课堂为中心还是以读经典为中心,从大处讲则是能否真正将研究生作为教育的主体,能否真正以研究生为中心开展研究生教育。所有人都同意,要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研究生阶段必须要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问题是如何理解严格的学术训练,什么才是严格的社会学学术训练,以及怎样进行严格的社会学学术训练。
二、当前研究生培养中的主流方法
怎样对研究生进行严格学术训练?当前中国大学主导的方法是通过“课程讲授+课后文献阅读”(后文简称“课程+文献”)来完成,课程同时又是修满学分的必要条件。三年学制研究生,有一年半以上时间主要是围绕修满学分的课程教学,课程主要由老师课堂讲授和学生课外文献阅读构成。修满学分后,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撰写论文,答辩毕业,获得学位。
与大学本科略有不同的是,研究生课程学习中,优秀的老师会要求研究生在课外有更多专业文献阅读,并且研究生课堂规模一般较本科小得多,研究生课堂就有更多自由讨论,这种自由讨论也变成对研究生课余文献阅读的检验。相对于本科更多基础性课程,研究生课程中有更多专题性、前沿研究性课程。
应该说,对于那些科学性强、知识体系成熟、师资优秀且本科基础好的大学学科,“课程+文献”的研究生培养就可能会比较有效。比如理工科乃至心理学,科学性比较强,知识体系比较成熟,优秀老师通过“课程+文献”,可以用较短时间向研究生传授学科前沿知识,为研究生提供扎实而优越的学术训练。
仅就社会学来讲,当前社会学科知识的科学性其实是不强的,很多研究要靠研究者感悟,社会学知识体系性也存在一定问题。尤其重要的是,大学本科社会学教育往往只学习了教材知识,这种知识是填鸭灌输的知识,是死记硬背的知识,是主要由课堂教学获得的知识,这种知识多是结论且十分表面,缺少知识从何处来及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讨论。因此,社会学研究生教育采取“课程+文献”的办法,效果可能是不好的。当然,更糟糕的是,当前中国大学社会学师资总体来讲是不强的,这就更加影响了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要培养出杰出的社会学学者自然就难乎其难了。
当前培养社会学研究生有三种代表性实践,分别是北大、清华和中国人民大学。这三所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培养无一例外都是“课程+文献”的模式。
仅就北大、清华、人大三校社会学研究生培养来讲,三校都有很强的师资、较高水平的课堂教学、较高质量的课外文献阅读。这是三校相对一致且较全国其他高校具有优势的地方。三校又各有不同,其中北京大学崇尚自由,清华大学强调纪律,因此,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允许研究生拥有更多主体性,允许研究生个性化发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每年招收社会学硕士生规模比较小,在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特色方面表现不显著。与北大整体崇尚自由相比,清华大学更强调严谨、强调纪律,清华大学研究生拥有的主体性和个性化发展的可能就较少。清华的严谨(或纪律)与北大的自由,与清华以理工为主而北大人文社会科学占有重要地位有关。越是理工等科学性强的学科,越强调严谨与纪律,越是人文社会科学等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学科,越需要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崇尚自由的北大给了研究生(以及本科生)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就为少数具有极强主体性的学生提供了自由成长的机会,这些同学在北大自由空气中有主体性地成长,各种天才、怪才都有机会充分释放,而不是被埋没变得平庸。不过,这种自由也很容易变成散漫,相当一部分学生在自由空气中消磨了意志,浪费了时光,成为了大学教育的次品。强调纪律的清华严格要求“课程+文献”,限制了学生的自由成长空间,却也防止了学生的散漫,从而让所有学生获得了基础性的训练。相对于北大,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天才、怪才较少,庸才也较少,中等人才比较多。
与北大、清华三年学制不同,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坚持研究生两年学制。显然,按现在中国研究生培养要求,两年学制是不太够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师资是比较强的,两年学制,第一学年主要安排课程,第二学年则是写毕业论文兼找工作。人大社会学第一学年课程中,绝大多数课程都是“课程+文献”。密集的课程使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第一学年几乎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全部精力用于上课和修学分。第一学年结束,修满学分,立即就要完成硕士论文和毕业就业。研究生期间学生主要是被动地学习和接受知识。
从全国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培养来看,“学分制+学位论文”的模式,使得几乎所有大学社会学科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之以文献阅读来完成研究生培养的。相对于北大、清华、人大这些中国最好的大学,其他大学社会学师资、研究生基础训练都更弱,很多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培养仅仅变成课堂教学,课外文献阅读也没有了,研究生课堂教学的组织严格程度往往不及本科课堂。由此造成研究生教育中普遍的“放羊”状态,研究生三年学习下来,训练很少,收获很小。“混”了一个社会学硕士学位的情况较普遍。
社会学研究生教育中,除了课程体系以外,还普遍采取了导师制,由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一般来讲,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都是在导师指导下选定的,且往往与导师研究方向一致。从研究生学位论文来看,有的导师(以及有的学校)特别重视学位论文,有的导师不太重视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水平参差不齐。仅靠学位论文来训练研究生显然是不够的。
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全国一流大学社会学研究生导师普遍采取的一个办法是组织研究生读书会,指导研究生读书。读书会的一般组织模式是研究生导师指导门下研究生,一般每周或每月召开一次读书会。读书内容一般有三种,一是阅读社会学经典著作,二是专题文献阅读,三是阅读导师的主要作品。三种读书都强调知识的学习。组织读书会的最大困难是不同学生阅读进度不同、积极性不同以及基础不同,同步阅读尤其是指定阅读书目的阅读难以适应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这种差异最终会挫伤读书会同学的积极性,并挫伤指导老师的积极性。有指导老师每届都组织读书会,组织的每届读书会却都半途而废。以至于有导师认为现在的研究生“又懒又笨”,太过浮躁,无法教育。
三、“课程+文献”的培养模式存在问题
“课程+文献”培养模式存在问题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研究生学习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在研究生培养中仍然是以课堂为主,以老师为主,以知识传授(灌输)为主。严格的“课程+文献”培养模式对研究生学习的主体性形成了干扰与时间切割,或者说,这种培养模式造成了研究生学习时间的碎片化,造成研究生主体性学习的困境,学生的主体性被体制安排所冲击,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就丧失了。一旦学习主动性丧失,学习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样的学习就无法充分调动学生探索的欲望,调动同学们强烈的求知欲,调动同学们自主安排时间去创造学习的自觉意识,也就使得培养出杰出学者的可能性大幅度降低。
具体来讲,有以下几对关系需要讨论。
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研究生在教育中的位置,研究生教育中,研究生到底是主动的主体还是被动的客体。
总体来讲,当前中国教育体制中,从小学到高中都是以严格的课堂教学和知识灌输为主要特征的,强调考试的知识、标准化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知识。这种教育的好处是让接受教育的学生掌握了基本知识和具备了基础性能力,成为了健全的公民。缺点是缺少充分发挥个性的教育。大学本科教育则同时存在两个倾向:一是依然以课堂教学为主;二是有大量课余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大学本科教育的好处是让学生充分接触到各门专业课程知识,自由支配时间参加各种大学社团、文体活动,弥补了大学前应试教育的不足。在本科教育中,除了课堂教学以外,绝大多数学生缺乏更加深刻的专业教育,以至于进入研究生学习时,仍然是通过应试进入,缺少对专业的深刻理解。以社会学为例,大多数考取研究生的学生在本科阶段阅读经典著作数量极少,对经典社会学家的了解仅限于二手作品(主要是教材)的介绍。
实际上,当前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仍然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指定文献和需要讨论的问题,研究生学习考试获得分数与学分。这样一种研究生学习中,研究生是被动的客体,他们缺少真正主动性的学习,更缺乏主体性的学习。很多大学在博士研究生阶段仍然重复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文献”的课堂教学模式,研究生与本科生一样被动接受知识的灌输,缺少主动的主体性学习。
我们认为,研究生阶段,最重要的是不能再继续按“课程+文献”的方式进行以老师为主体的教学活动,这样的活动应当在大学本科及以前的基础教育中完成。研究生阶段必须要给研究生自主的时间进行主体性的探索。
研究生阶段继续学习专业知识固然重要,学会学习以及训练基本能力则更为关键。将研究生当作学习的主体,让他们自己去学习去探索,任课教师及指导老师主要为他们提供方向、方法的指导,他们就会有更大的收获,尤其是能力训练的收获。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主要是学习知识还是训练能力。有了知识就可以运用知识去解决现实问题。不过社会学的理论知识要应用到实践中,必须要有将书本知识与实践勾连起来的能力,否则就会成为“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只会纸上谈兵。因此,研究生阶段就不仅要知道社会学的知识是什么,还需要知道为什么,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
最为关键的是,研究生教育中,只学习知识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当重点培养研究生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能力训练远比知识学习要重要。缺少学习的主体性,被动接收知识,是当前中国教育的大弊,研究生教育也存在这个大弊,这是中国教育很难培养出杰出的创新型人才的主要原因。“课程+文献”注重了知识传授,却很难起到能力训练的作用。
以课程为基础的研究生专业训练(“课程+文献”)看起来在专业化方面具有优势,问题是,当前中国大学社会学研究生缺少社会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训练,缺少“知其所以然”所必需的对社会经典著作的系统化阅读。直接进入专业化的文献阅读缺少了基础训练环节,而这个环节又是整个研究生教育的精髓。
全面地体系化地掌握社会学基本理论与方法,尤其是通过阅读社会学经典著作来既学习知识又潜移默化地获得社会学研究能力,是进行创造性研究的前提。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掌握社会学理论知识,比碎片化的社会学知识要重要得太多。当前中国大学社会学教育中,知识是专业的且总体来讲是碎片化的。严格的学术训练首先要有对学科基础知识的系统掌握,同时要“知其所以然”,要形成社会学的思维,要有运用社会学理论的能力。
当前中国大学以“课程+文献”为主要模式的社会学研究生教育,基本上延续了本科教育模式,而本科教育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填鸭式教育没有本质差异,表现在师生关系上就是研究生教育仍然以老师为主体,研究生只有被动的学习,因此,研究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十分消极,所获得的只有过于专业且碎片化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这样的研究生教育显然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社会学人才。
更糟糕的是,除极少数最好的大学以外,绝大多数中国大学社会学专业的师资比较弱,课堂教学水平不高,甚至研究生课堂教学还不如本科课堂认真负责,课外文献阅读很随意,这样培养出来的社会学研究生水平与能力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教育中如何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体性,调动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研究生进行探索性学习,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获得知识,而且提高独立思考的能力,训练思辨能力,是决定能否培养出杰出社会学学者的关键。
四、体系化的经典阅读
与“课程+文献”不同,我们探索了另外一种“严格学术训练”的路径,就是体系化阅读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经典作家著作的路子,这个路子的关键有三条。
第一,真正确立研究生教育中研究生的主体性,让研究生回到教育的中心,一切教学活动及其他活动都服务于研究生学习的需要,而不是反过来让研究生服务于学制和教学的要求。将时间还给研究生,将主动性还给研究生。只有当研究生真正有了主体性,他们才能爆发出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才能发掘自己全部的潜能,才能获得持续而迅猛的成长。
第二,体系化的经典阅读。中国传统文人思维最缺乏的是科学思维,缺少严密的逻辑推理,往往是情怀加上大概的判断,这种文人思维是不可能产生出社会科学来的。相反,主要来自欧洲的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就形成了相对严密的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体系化阅读社会经典著作不仅可以系统掌握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而且可以通过阅读原著学会社会学的分析与逻辑推理。从社会学初创时的经典作家如涂尔干、孔德开始,再到韦伯、马克思、齐美尔,再到过渡时期的众多社会学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如柏森斯、默顿、曼海姆、戈夫曼等等),再到现当代的经典作家如福柯、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等等一路读下来,就可以比较完整地掌握社会学的理论脉落,在阅读经典作家著作时学会社会学分析方法,为之后的社会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之所以要体系化阅读,是因为社会学理论是相互联系的。当前被纳入到社会学创始学者的经典作家如涂尔干、韦伯、马克思,都是人类思想和思维的高峰,他们开创的丰富多彩的社会学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社会学家有巨大启示。也正因为后来的社会学家从古典经典作家那里吸取了理论与方法的营养,这些古典作家才成为了社会学经典作家,其作品才成为经典著作。体系化阅读,一字一字地读,从古典开始读起,读下来就一定可以贯通社会学理论,掌握社会学基本分析方法。
第三,连续两年不间断的经典阅读。之所以要连续不间断,一个原因是体系化阅读经典著作需要高度的专注。因为本科教育一般都缺少对原著的阅读,研究生系统读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是有难度的。经典著作是硬书,刚开始时读不懂就要硬读。用硬读的办法来读硬书,进入很不容易,出来却很容易,因此,要读好书就必须要有意志力,要有相对安静的环境条件,不会打扰不受干扰。连续不间断阅读才容易读进去,才容易读懂读通,才能够真正掌握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精髓,才可以说受到了严格的社会学学术训练。这样一个读硬书、硬读书的过程,这样一个不受干扰的两年时间,极为重要,这个重要不仅在于知识积累上,更在各种能力尤其是思维能力的训练上。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深山老林好练功”。大学是象牙塔,很纯粹,正是可以练功的“深山老林”,也正是读书的好地方。
不受干扰地硬读书、读硬书,一天10个小时坐在图书馆阅读,这样一个阅读的10个小时也就是绞尽脑汁进行思考的过程,就是想方设法读懂读通的过程,就是要将理论运用理解实践的思维过程。这种主动的长时间连续思考,在知识获得和思维能力训练上可以达到很高的强度,这种训练的效果远比一周时间被动上课所学到的碎片化知识重要得多,也多得多,这种多的关键不在数量而在质量。
这里就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不等式,即一天主动的经典阅读,在研究生能力训练上要强过一周被动的课堂学习。这个不等式是进行严格学术训练最为重要的秘密。两年时间不间断的体系化经典阅读,即可以完成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思维训练以及知识积累。
让研究生有主体性地体系化阅读社会学经典著作,要很好地处理自由与纪律的关系。一方面,必须给研究生大块的自由读书时间,让他们按自己进度与方法读书,自由探索。这个探索本身就是能力训练必不可少的部分。同时,研究生个人读书自由很容易造成迷失,自由变成了散漫,所以在研究生读书过程中,老师要给予强有力的指导。这个指导主要包括答疑解惑,鼓足动力。要解决读书学习的方向问题、方法问题,同时保持读书的开放性,让不同研究生一起读书、分享交流,避免“走火入魔”。这也就是与自由不完全一样的纪律。纪律的目的不是限制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而是让研究生在正确方向、成熟方法指导下面学习,让他们有自信、有动力、有热情硬读书、读硬书,将大块时间用于潜心读书思考,而不是散漫无措。
小结起来就是,研究生自己读书学习,他们在读书学习中有了问题,老师再来帮他们解决,这样持续两年的硬读书和读硬书,就可以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完成高强度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训练。这样一种训练达到的效果要远远超过“课程+文献”。
五、几个问题的探讨
体系化阅读社会学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是社会学专业培养杰出研究人才的根本之道,也是社会学研究生教育最重要的抓手。与此有关的若干问题我们再来辨析一下。
(一)作为训练的阅读
有人认为,现在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情,读书是一种高雅的情趣。这样一种认识就将作为训练的体系化经典阅读庸俗化了。有三种完全不同的阅读,一是消遣性阅读,二是知识性阅读,三是训练性阅读。前两者可以说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训练的体系化经典阅读则是在特定时期用有限时间来完成的事情。之所以要在特定时期,有两个原因:第一,接受了基本教育,进入社会学专业训练时期,这个时期大体在本科生和研究生期间;第二,也只有大学期间才会有完整的以读书学习为业的时间,相对宽松的时间安排,而以学习为中心的体制是保证完成高强度训练的关键。
正因为是能力训练,体系化阅读就不会也不必是一辈子的事情,而是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内最有效地完成训练。依据我们的经验,两年时间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学经典的体系化阅读中,就可以在大致阅读主要社会学家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掌握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与方法。读经典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思考、内化的过程,是在读中学,边读边思考边提升思考能力,在“知其所然”的同时“知其所以然”。读懂读通,然后有运用的能力。
训练的阅读是有期的,阅读所训练出来的学习能力则为之后的知识性阅读提供了条件。体系化经典阅读训练是当前中国大学研究生培养最为缺少的一个环节,这个课一定得补。
(二)体系化阅读的方法、重点、数量
体系化的社会学经典阅读,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读。从大的方面讲,要循序渐进,一家一家地读,一个学科一个学科地读,读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从小的方面讲,要逐字逐句阅读,要从认字开始阅读,先读懂再弄通,而读懂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很长时期读不懂或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阶段。为了读懂读通,就必须要长时间地钻研、琢磨,就要硬读书,这样一种“硬读”是体系化经典阅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读经典没有巧办法,只需要笨功夫。正是在用笨功夫的过程中逐渐将学习的理论与方法内化为个人学术能力、思考能力、分析能力。用笨功夫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训练远比获得的知识重要。正是这个意义上,体系化经典阅读不需要借助导读、参考书以及高水平的专业老师,而要靠个人的探索、摸索。探索、摸索过程中训练才是本,知识则是末。靠指导读出来的经典,即使掌握的知识再精准也是有缺憾的。
读经典著作必须全身心投入,三心二意是读不好经典的,总是受到干扰也读不好经典。经典很难进入,却很容易从中出来。读经典的过程中,每每受到干扰都会出来,再进入到经典的语境就很难,多次反复,经典就读不下去了。
刚开始读经典,因为读不懂,所以速度是不快的,读到一定程度,有三五个月坚持不懈的阅读,读书速度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再到一定程度,不仅读懂,而且有通的感觉了,就有了更多思考的余地,读书速度就应当再放慢,以有更多思考。刚开始读书时读不懂或读不全懂,只读懂了很少一部分,怎么办?继续读下去。读到一定程度就自然都懂了。读经典的过程看似读后就忘记了,只要真正用心读过都会留下思考的痕迹,在后续阅读中,这些痕迹都会泛起,成为后续阅读的基础,通过后续阅读也理解了之前未能理解的知识。我们有一个说法是,到了小学五年级,一年级的算术自然就不是问题了。这里面一个关键点在于,体系化阅读的社会学经典,循序渐进,古典部分被列为社会学经典著作的都是后来经典作家作为研究基础的著作,所以古典社会学经典作家是那些在当前社会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奠基作用的作家。他们的著作在此后的经典著作中会被不断地讨论。只要体系化阅读,就可以体系化地掌握社会学基础理论与方法。更重要的是,在艰苦的长时期(两年)阅读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形成社会学思维能力、分析能力。
正常情况下,两年时间全身心经典阅读,可以将社会学主要经典作家的主要著作系统阅读一遍,并且还可以多出一个学期旁及其他学科比如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这些不同学科在研究能力训练上是等价的,且其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是相通的,因为都是对近现代社会的研究成果。
(三)阅读经典与理论研究
前面已述,阅读经典的目的是训练能力。从另外一个方面讲,阅读经典的目的不是为了将来专门去研究西方社会学史,也不是为了研究西方社会学经典作家,而是要从体系化的西方社会学经典阅读中获得能力训练,尤其是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训练,这种能力是当前中国学者所缺乏的,也是中国传统文人所缺乏的,更是当前社会所普遍缺少的。
阅读经典所获得的能力只有与14亿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出真正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学理论研究完全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史或西方社会学经典作家的研究,而是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理论研究。
只有当经典阅读形成的能力与对中国伟大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出伟大的社会学理论,才会培养出杰出的社会学人才。
因此,我们还有一个主张,就是博士生要大量从事经验研究,要进行饱和经验训练。“经典+经验”的“两经”训练基础上再专业化,才能做出一流的学术研究。
(四)读翻译作品行不行
经常有人问,读社会学经典著作,读翻译作品行不行?要是翻译作品译错了怎么办?
当然可以读翻译作品,而且我们培养学生都是用翻译作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的一大贡献就是将西方主要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经典作家的著作都翻译过来了,这就为中国普及社会学经典作家的阅读提供了最好条件。触手可及的翻译作品是中国吸取西方社会学理论服务中国社会实践的一个基础条件。
总体来讲,社会学经典著作翻译作品的质量还是不错的,问题是万一翻译错了怎么办?翻译错了也不要紧,因为对经典作家的理解要靠语境,虽然读书是一字一句读的,理解却是总体进行的。因此,即使翻译作品有小错误,也并不影响我们阅读训练。
(五)体系化经典阅读的其他作用
体系化经典阅读不只是可以系统掌握社会学知识,内化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而且两年潜心苦读可以磨砺心性,提高专注力,形成专心致志、聚精会神的品质。两年潜心苦读还会产生学术自信,从而产生学术兴趣。这些都为将来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杰出成就提供了基础。
当然,体系化阅读并不只是为了培养杰出的学者,这样一种阅读所内化形成的立场观点方法,形成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独立分析能力一定会有助于个人职业生涯。
最后说一点,美国社会学训练实际上是缺少对经典的体系化阅读的,而是在研究生阶段以课堂为主进行体系化的专业文献阅读。因为缺少对社会学经典的体系化掌握,专业文献阅读的结果是头脑很快被格式化,这种研究生教育可以训练出专家,却很难真正培养具有原创力的杰出社会学家来。
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在社会学界也应当破题。本文抛砖引玉,希望通过对研究生教育模式的讨论,进一步引发关于如何培养社会学一流研究人才的大讨论。
本文原文刊登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