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方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学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作者:尉建文 李培林

内容提要: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传统理论。“后西方社会学”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各国不同的新发展经验对当代社会学的重塑。“后”不是摈弃、颠覆、反抗和解构,而是创新、发展、重构甚至超越,是试图共同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知识体系。“问题导向”的当代中国社会学,将社会学研究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密切联系起来,为“中国经验”的积累提供了有力的知识支持,是“后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研究超越了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分野,揭示了社会转型动态和连续谱式的复杂进程;产权研究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提出了关系产权、混合产权和集体产权等概念,深入揭示产权的实际运作逻辑;“单位制”和“人力资本失灵”的研究,拓展了西方的社会成本理论,挑战了人力资本理论,丰富了转型时期的组织研究;“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农民工积极社会态度的发现,对于加深西方中产阶级的研究,促进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合都具有重要启示;“关系”已经进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关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应最大限度地容纳、修订、改造,使其成为世界的关系社会学的蓝本。
标题注释:北京师范大学2016年青年教师基金项目“差序格局、圈子现象与社群社会资本的本土化研究”。
“后西方社会学”这个概念,是由中国和法国的一些社会学家们共同提出的。确切地说,李培林研究员和罗兰(Roulleau-Berger)教授共同主持的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国际合作实验室使用了这样一个名字,即“后西方社会学和田野工作实验室”。根据李培林的解释,“后西方社会学”有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在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学都是从西方引入的,大学里教的社会学课程中,通常都有一门“西方社会学理论”或“西方社会学思想史”,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社会学”相当于“经典社会学”;其次,“后西方社会学”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各国不同的新发展经验对当代社会学的重塑,这里的“后”,更多的是创新、发展、重构甚至超越的含义,而不是摈弃、颠覆、反抗和解构的含义;最后,“后西方社会学”是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学术体系,它将基于各种新的发展经验,融合各种新发现的社会规则,塑造能够面对新的社会问题的当代社会学。
社会学的兴起是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回应,我们可以说社会学是探索与反思现代性的一门学问(Aron,1971)。在过去的现代化理论逻辑中,现代化从来都是与西方社会相联系,与工业化、都市化等相联系,与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社会自由相联系(李培林,2008)。但全球化的过程总在变化之中。一方面,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一个普遍的现代性格,非西方世界都在现代化过程中,整个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全球体系”(Sklair,1995);另一方面,全球化激发了世界各地重新去发现自身的特殊性、地方性与差异性,突显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传统,甚至形成反全球化的思潮。亨廷顿认为,在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早期,是西化促进现代化;在现代化后期,则是现代化推动“去西化”(Huntington,1996)。现代性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的现代性格局,现代历史社会的发展不能嵌入到“西方及其他”(west and the rest)格局之中。构建现代世界的多样性,需要“去西方中心化”,走出东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批判(Therborn,1995)。
当下,全球化进程使得社会科学知识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欧洲、亚洲、非洲等社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全球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使更为普遍的社会学成为可能(布罗代尔,2002)。在过去近四十年间,随着亚洲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各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理论和方法都在不断地创新。由于知识的循环和全球化,新的中心和新的外围地区已经形成,新的层次结构悄然出现。甚至有学者认为,全球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创新中心已经开始转向亚洲(罗兰,2014)。其特点是超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和社会科学旧有规范,打破了民族中心主义在特定时空建构起来的学术失衡,构建去殖民化的“后西方社会学”(Li & Roulleau-Berger,2013;Roulleau-Berger,2016)。
“后西方社会学”并非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解构西方话语霸权的武器,更非“东方”概念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化”,而是试图共同建构一种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社会学知识体系。从研究主体来看,“后西方社会学”是由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内的多国社会学家们分别或共同建构起来的,是这些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对各自和共同的社会生活体验及历史记忆的一些理论抽象。从话语体系来看,“后西方社会学”是由西方和非西方不同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在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不同话语体系的引导和约束下来建构起来的;从使用语言来看,“后西方社会学”是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语言在内的不同语言首次表达出来的(谢立中,2017)。
中国社会学的知识取向与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同轨的,当今的中国社会学应该从全球化的视野去理解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金耀基,1998)。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大国的兴起,可能会形成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实践超越了很多西方传统理论。“中国经验”不完全是一个具有地域规定性的概念,应成为“后西方社会学”的重要内容。它不排斥其他国家的经验,也不追求普世价值,但它会成为世界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问题导向”,或者说,它的成就更多地体现在为解决各种发展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社会学,像中国社会学那样,远远超出学术的圈子,在社会上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中国社会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重要研究,选择了对建构国际社会学或者说“后西方社会学”能够形成对话的五个专题进行总结,以期推动中国社会学的国际对话。这五个专题是:社会结构转型、产权安排、企业与组织、社会分层、社会资本。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资源配置
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学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对立与分野,如身份社会和契约社会、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等等。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泾渭分明的,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门槛。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习惯于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想类型,然后从这种类型的反面去推导传统社会的特征。但传统本身就是一个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动态积淀过程。真实的世界是一个连续谱,存在许多看似“过渡”,其实相当“稳定”的资源配置类型(李培林,1992)。
中国社会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并形成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除具有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共同特征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国社会转型呈现出三个显著不同于西方社会转型的特点,并由此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社会运行规则。
第一,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型同步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结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即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市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轨(The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即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李培林,1995)。这两个过程叠加在一起,使中国发展的模式既不同于被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四小龙模式,也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转轨国家模式。
第二,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人们通常认为,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力量有“两只手”: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力量;另一只是“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力量。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在注重市场经济的微观搞活的同时,更加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他们所忽略的一个深层因素是,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既不同于市场调节也不同于国家干预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所形成的变革和创新力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状况和发展方向。中国在社会转型和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很多微观领域出现了正式制度的空白和模糊状态,而这个空白由各种基于社会结构的非正式制度填补。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最基本的实体要素,如家庭经济、集体经济、社会网络等,都成为特殊的社会资源配置形式,在现实社会发挥着巨大作用(李培林,1995)。
第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中国是一个13亿多人口的巨型社会,近40年来的迅猛发展,形成发展阶段的叠加,一些地区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另外一些地区处于中上收入国家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还有一些地区处于中下收入国家甚至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初期阶段。这个巨型社会在区域上形成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发展格局”,在城乡之间形成都市社会、城乡混合社会和乡村社会的“三元格局”,既面对着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问题,也面临着工业化中期的社会整合问题,还面临着工业化后期的资源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演变成社会问题。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生活、不同的发展问题,都凝聚在同一个国家的同一个现实空间,这在过去的现代化历史上是罕见的(李培林,2016)。
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2010年之后,即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在城市化速度、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中国似乎从“经济起飞时期”进入“新成长时期”(李培林,2016)。
中国社会学家们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研究,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也许就是使中国社会学走出了“国家与社会”对立分野分析框架的束缚,在政府、社会、市场的三维视角中研究和分析问题,特别是注重对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社会力量的研究。
二、产权安排与经济发展
在以社会转型、经济改革、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主题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产权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在西方学术界,产权理论主要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中进行的。最基本的命题是:“产权是一束权利”,即产权界定了产权所有者对资产使用、资产带来的收入、资产转移诸方面的控制权(Demsetz,1967)。西方产权理论的参考框架是没有任何产权的自然经济。在这个前提下,经济学家强调产权归属明晰化的效率意义,即只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才能有效率(Coase,1960)。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产权问题不能简单地从经济、法律或政治等任何一个单一维度来理解,而应考虑其嵌入的社会、历史、制度和文化背景(Hann,2007)。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促发了学者们努力摒弃产权研究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试图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产权”概念进行恰当的文化翻译,建立和完善一套产权跨文化研究的话语(Stark,1996;周歆红,2016)。
在中国转型经济社会中,经济改革中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然经济”起点不同。非市场机制的交换活动普遍存在,产权变革被嵌入在各种制度基础之上(周雪光,2005)。西方排他性为主导的产权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时遇到了挑战。“产权模糊”的乡镇集体企业,在中国改革之初曾取得异乎寻常的成功(李稻葵,1997),但“产权明晰”并没有能够解决乡镇集体企业后期改制中存在的诸多实践难题(折晓叶、陈婴婴,2005)。近年来,中国社会学家基于本土经验和实践,提炼出有别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产权概念,并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假说,名之为“产权的社会视角”(曹正汉,2008)。
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混合产权和关系产权。倪志伟最早提出了企业“混合型产权”在中国转型经济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在中国经济中,政治权力和市场机制是相互并存、相互竞争的资源分配机制。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复杂,交易成本高。混合型产权则是企业克服不完全市场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制度安排(Nee,1992)。刘世定对“产权”这一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在中国问题上的概括力和解释力提出质疑。他根据乡镇企业研究的经验,提出了“占有”的概念,并从三个维度对占有制度进行了分析。随后,他又提出了“关系合同”的概念,认为合同只部分依靠于法律体系,部分则嵌入于人格化的关系体系之中(刘世定,1999;2003)。周雪光则着眼于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即与其他组织、制度环境或者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稳定的交往关联,进一步提出与经济学“产权是一束权利”不同的“关系产权”概念。“关系产权”强调“产权是一束关系”这一中心命题,从而提供了一种与经济学产权理论不同的全新思路,在中国社会产权制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周雪光,2005)。
另外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集体产权或共有产权。其研究的出发点依然是模糊产权,但他们却展示出事物的另一面——虽然当事人的权利在法律上是模糊的,却在事实上有着相对清晰的界定。其研究主旨可以概括为“产权的社会建构逻辑”。所谓“集体产权”,其实是社区内一份隐性的、非正式的“社会性合约”。这类合约主要不是依据法律来达成,而是各方当事人依据广泛认同的公平原则,在互动中自发建构出来的(申静、王汉生,2005)。“社会性合约”之达成,所依据的公平原则主要有生存原则、“划地为界”原则、成员均等原则、谁投资谁受益原则。
中国社会学对产权“社会视角”的研究,揭示了产权安排在国有和私有之间、经济活动组织方式在企业等级制和市场网络制之间、社会管理方式在“单位”和社区之间,实际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多样性。在中国社会,产权界定规则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要根据特定社会结构的约束条件来理解产权界定规则及其多样性,这就修正了“集体产权是模糊”的认知,有助于深入揭示中国实际的产权改革逻辑,也促进了产权社会建构理论的发展。
三、单位制与国有企业
中国的单位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与西方市场经济下的产业组织有着显著区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单位”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单位组织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独特的两极结构:一极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一个个的单位组织。国家通过单位实现资源分配和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路风,1989;李汉林,1993)。
中国“单位”组织界定和研究主要存在两个视角。一方面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出发,强调政治体制特征与社会控制,把单位看作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对由一个个“单位”构成的单位体制及其变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是从微观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入手,对“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行研究,强调“单位”是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化组织。单位代表组织成员利益,满足其基本需求,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们的行为(李路路等,2009;李汉林,199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单位制的组织形态和功能都在逐步弱化,但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李汉林,2008)。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本质上是一种“单位组织”,除了具有其他西方国家国有经济的一般特征以外,还具有中国独有的制度性特征。作为单位组织的中国国有企业不但承担经济功能,也承担社会和政治功能。国有企业为实现其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就被称之为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其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福利供给的成本,包括潜在福利和显性福利。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逐渐走向成本收益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其自行配置社会资源的能力加强。但其单位组织的性质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强化;其福利供给的功能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张,使其社会成本大幅上升。国有企业社会成本理论解释了国有企业在推行市场化体制改革和生产率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主要效益指标却在恶化,从而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李培林、张翼,1999)。
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下岗”是中国国有企业在就业体制市场化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与西方社会的“失业”有着显著差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人力资本失灵”的现象,则直接挑战了西方社会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自从人力资本理论被提出以后,国内外无数的研究都证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个人的人力资本与其工作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对一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Schultz,1971)。在中国社会市场转型时期,人力资本对劳动者的收入回报在逐渐上升。但对中国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研究发现,与常规人力资本理论的推论相反,在下岗职工的收入决定、阶层认同和社会态度等方面,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现象,即下岗职工以往的人力资本积累对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作用。在市场转轨和产业结构改造的大转折时期,市场的知识需求和职业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下岗职工人力资本的断裂。在人力资本失灵的情况下,不是穷人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而是人力资本失灵严重的穷人更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李培林、张翼,2003)。
中国社会学家对“单位”组织和国有企业的研究,揭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国家、企业和社会的独特互动关系,总结了在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时期企业组织的运行逻辑和基本规则,拓展了西方组织研究中的社会成本理论,挑战了西方社会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丰富了市场转型时期的组织理论。
四、社会分层与社会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分化加剧,社会分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域。在社会学研究中,“中产阶级”始终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白领”阶层的扩张,专业技术阶层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职业是西方社会识别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在中国,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规模和政治态度等问题都还具有很大争议。第一,中国社会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中等收入阶层”概念。中等收入阶层内涵丰富,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概念,是一个收入分配的概念,是一个反映城乡结构的概念,是一个反映社会职业结构的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国别的概念(李培林,2003;李强,1992)。第二,在西方社会,中间阶级认同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被视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社会冲突的“缓冲层”。而在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意识更为复杂。中间阶层对当地政府工作满意程度的评价较低、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较差、社会公平感不高,对未来社会发生冲突的心理感受也最强烈。中产阶层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显化,其政治态度也并不保守,具有相对较大的社会改造风险(张翼,2008)。
在阶层认同方面,中国社会学家研究发现,一方面,城乡居民的收入、教育、职业和消费等各项主要的客观分层指标与阶层地位认同之间的关联强度并不大,这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一致。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民众普遍认同社会“中层”的情况不同,中国民众客观阶级归属与主观阶级认同不一致的现象更为突显,且存在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李培林,2005)。这种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并不是一种整体结构的偏移,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人偏少。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都在55%以上,有些国家甚至高达7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中国的大城市却仅为46.9%。第二,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相对较多。中国城市公众中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下层”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一般都低于5%,但在中国的大城市比例达到了14.6%,比例之高是很罕见的(李培林、张翼,2008)。
在社会态度的研究中,作为大规模移民的主体,农民工积极的社会态度颇受关注。在西方国家,大量人口的迁徙对缺乏劳动力或人才的国家有利,但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诸如恐怖袭击、犯罪率升高、民族冲突、社会安全和文化冲突等。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这一问题更为严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移民潮主要是“民工潮”。西方学者一直对中国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担忧,把进城的农民工视为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但研究已经表明,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而不是社会稳定的破坏者。与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的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但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总体社会公平感、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都高于城市工人,同时其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则低于城市工人。中国的农民工之所以持积极的社会态度,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向上走的利益曲线,他们更容易把农民作为比较的参照体系。他们不是与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与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李培林、李炜,2007)。
中国数亿农民工进城这种大规模的内部移民,因经济社会地位、人际关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社会认同和社会整合问题,表面上看与国际移民产生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这对我们思考现实的社会融入问题有重要的启示。
五、社会资本与关系社会学
社会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议题。与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不同,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通常是指社会关系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以往社会关系的研究,总体上是在现代化的框架下展开的,而现在社会关系的研究则被置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脉络之下。由于社会资本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研究相契合,社会资本现已发展成为近二十多年中国社会学的重要议题。社会资本的本土化研究已经对西方经典的理论和研究提出了异议和挑战。
在西方社会资本与求职的研究中,格兰诺维特“弱关系力量”的研究影响甚广。社会行动者的机会受制于他们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弱关系分布范围很广,比强关系更可能充当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弱关系的特点是社会网络异质性较强,能为求职者提供非冗余性(non-redundancy)信息,从而有利于个体的求职与社会流动(Granovetter,1973)。而中国社会是一个以“人情回报”、信任、义务为特征的社会,更经常地通过“强关系”而非“弱关系”寻找工作,“强关系”获取工作机会更为有效。此外,求职者使用间接关系比直接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通过中介者建立了间接的关系,中介者与他们是密切的而非弱的关系。在中国的工作分配制度时期,强关系的作用更为显著(Bian,1997)。
“结构洞”是西方社会资本理论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博特认为,“结构洞”能够为其占据者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机会,从而比网络中其他位置上的成员更具有竞争优势。结构洞对个体职业流动和晋升具有重要影响(Burt,1992)。但基于中国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文化和以高度承诺为特征的组织文化中,结构洞的优势并不存在。为占据第三者的地位而努力保持结构洞的存在,甚至阻挠其他两者联系的行为,在强调合作文化的高投入企业中,并不能促进企业和个人绩效的发展。相反,优秀的企业应该在管理中鼓励员工去努力填补“结构洞”,使员工之间尽量保持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状态,通过增进团队合作的方式来促进企业和个人绩效的良性增长(Xiao & Tusi,2007)。
在个体层面,社会资本测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挖掘”出嵌入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林南等人提出的定位法不仅可以测量社会资本中的结构位置,也能够测量网络中的资源,是非常有效的社会资本测量工具。定位法测量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使用网络中职业的声望来计算个体社会资本(Lin & Dumin,1986)。但这种做法在中国社会应用的合理性是值得推敲的。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权力、财富和声望是三种不同的社会资源,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从理论上来看,权力比声望更具有资源的意涵。尤其在中国社会与文化背景下,由于中国的“官本位”传统以及社会转型的综合影响,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一直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职业权力与职业声望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职业权力计算出来的社会资本无论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优于基于职业声望计算出来的社会资本(尉建文、赵延东,2011)。
目前,“关系”一词已经进入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关系社会学已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重视(Emirbayer,1997)。一方面,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的关系主义现象并不一定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关系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不应是中国独属。另一方面,中国关系主义的一些文化本土性概念,都可以用现有的社会网络概念进行改造,使其具有更高的可测性和文化之间的可比性,从而能够进入更广泛的学科话语体系(Wellman,2002)。为此,中国的关系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容纳、修订、改造相关的社会学概念,使其成为世界的关系社会学的蓝本(边燕杰,2010)。
冷战结束以后,历史实际上并没有以某种发展模式的胜利而宣告终结,历史在重新开启。各种替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策略始终存在。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谓发展模式实际上都是嵌入到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受到特定的结构约束条件而形成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世界再次关注“东方”。基于中国实践而形成的“中国经验”,在世界范围内使人们重新思考和审查历史发展前景的可能性。
中国的社会巨变以及形成的“中国经验”,必定会对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产生影响。中国社会学有责任向世界解读中国社会的变化,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中国社会学要以人类关于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共同的知识财富为基础,系统而全面地了解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各种趋势,把握住国际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问题。要善于理解和辨析各种不同的理论学派观察社会现实的视角和方法,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学界共同的知识积累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