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希望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不要被裁剪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周晓虹一直在持续关注相关的新闻。最近引起他关注的是,中心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员陆续返回,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了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邻居们的非理性对待。“设身处地想,如果别人这样对待我们,我们会怎样想?”

周晓虹,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曾任社会学院院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会长,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著有《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现代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史》等,翻译有《社会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萨摩亚人的成年》等。

口述 | 周晓虹
实录 | 白小雁

读品:新冠肺炎疫情有没有改变你的日常生活?

周晓虹:我原准备大年三十晚上,去四川我太太的老家过年,她前两天就已经去了。但是1月23号那天,得知武汉封城的消息后,我就觉得情况不太妙了。我跟我太太打电话说,可能不太合适来了,宜静不宜动。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后看到各种消息,跟太太打了电话,然后就把机票退掉了。所以,疫情暴发以来,我一直在南京,相比于其他时间段,减少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就静下心来读读书写写东西。

读品:有熟悉的朋友在武汉或湖北吗,他们的情况怎样?

周晓虹:有。在武汉在湖北,有我们社会学界的同行。昨天,我还收到了一个信息,我们社会心理学会的一位理事、武汉工程大学的杨崇琪教授去世了,就是因为新冠肺炎。他年龄比我大一点,66岁。以前,我们之间往来并不算多,但我们的研究方向属于同一个大的领域,我们的上一辈人也有缘分,他的岳父是我父亲的战友。另外,我通过新闻了解到,武汉,仅一个华中科技大学就有好几位教授因为新冠肺炎去世。我跟他们并不认识,但这个比例已经很令人吃惊了。不敢想象。

读品:一直在关注新冠疫情新闻报道吗,主要关注哪一类?

周晓虹:一般看疫情的进展,以及围绕疫情发生的一些事情。后者,跟我的社会学的背景相关。比如说,流言和谣言的传播,2003年SARS的时候,这方面我就做过一些研究,所以就看得多一些。还有,比如说群体的恐慌、集群行为,比如大家胡乱出城,一窝蜂地溃逃,这些我都会关注到。按道理,这次我们不应该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如果武汉的事情一开始不是这么处理,我们能够想象,它不会糟到后来这样。

读品:这次灾难当中出现一些丑陋现象,引起了关注和批评。作为一位社会学学者,对此有什么思考?

周晓虹:我觉得在舆情应对、媒介宣传上,一定不要触及民众的“痛点”和“痒点”。“痛点”,就是导致民众的情绪失控、甚至愤怒的事件,比如武汉防疫工作中对李文亮等八位所谓“传谣人”的训诫。“痒点”即导致民众荒诞感产生,最终导致公信力丧失的事件,比如对日本捐赠物品时赠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撰写的评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以及对去世病人11字遗言的“删减”。

疫情期间出现的这一类荒诞事件,如果是个别人的智力造成的,你换一个人,或者说让他经历一两次以后,他能汲取教训。但事实并非全是如此,这就是盲点了。明明看到了,他会装作看不到。你不敢做第一个吹哨人,因为要付出代价。就此,我建议,以后我们的相关部门,应该就“突发”事件,建立常规化的“吹哨人”制度。

读品:疫情结束后,该怎样进行心理修复和重建?

周晓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很多现象,都带来心理的冲击。这段记忆会成为我们一段集体的创伤记忆。疫情之后的心理修复和重建,按道理讲,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本身的事情,而不是个人的事情。但悲哀的是,在这种回忆过程中,实际上,会磨去我们很多个人的棱角。每一个人现在都知道,再过十几年,未必知道。如果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不在这方面改进变革,那些最关键的东西就不会被凸显出来,我们仍然会把它们裁剪掉。

读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在疫情期间推出国际名校社会工作公开课程集锦,在您看来,初衷和意义是什么?

周晓虹:这是我们学院的彭华民教授发起倡议的。社工在出现集体性的灾难时,是很重要的力量,对于向弱势群体提供帮助,重建人们的生活信心,和心理的疏导都是有帮助的,这个课程就是针对这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另外,大学现在推迟开学了,同学们也可以利用网络学习这些课程。

读品:目前,江苏疫情防控一级响应已经调整为二级响应,这个时候应该注意什么?

周晓虹: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越不能麻痹大意、轻言成功,尤其是不能造成民众的认知错误。我向南京市政府书面提出了《关于疫情期间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八条建议》,希望对政府工作有所助益。建议里面,我提出下一阶段应该采取“内松外紧”“大松小紧”的原则,进一步防控疫情的蔓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江南重镇,南京的社会治理不仅要做到高效、有力,而且要科学、温情;要为民众在紧急状态下的理智失控和情绪发泄留下一定的渠道,要为社会治理提供“安全阀”机制。

“内松外紧”是指对南京及江苏境内可以适当放松控制,以便为恢复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但对复工以后,外省尤其是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向本市和本省的流动,依旧要加以严格的防控,不可大意。紧,是说措施上要紧,但方式上要表现出南京这个城市的大度和博爱。最近几天,我们一些人对待外来人员的态度,就过分了。同样设身处地想,如果别人这样对待我们中国人,我们会怎样想?不同国家的人,在这个期间,对疫情认知程度有差异,行为方式上也有差异。我们在态度上要给予宽容,另外一方面,程序上要严格。

“大松小紧”则是指大多数地区、行业可以适当放松控制,但应仔细排查“死角”、杜绝疏漏的可能,这是“精准”防控疫情的体现,因为那些我们以为最为安全的地方和行业,常常是最危险的。比如山东、湖北等地的监狱都因为这种大意,导致了数百例新冠肺炎出现的崩溃局面。

读品:你前两天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推文,说如果想要最快了解世界史的精华,不是去读史书,而是读《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和《飘》。疫情期间,如果请你为读者荐书,你会推荐什么?

周晓虹:各种书都可以看。我最近在看的是一本云南知青的口述史。之所以推荐《悲惨世界》这样的小说,是因为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一个大的年代的众生相。

读品:你最近的专业研究内容是什么?

周晓虹:两个。一个是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口述史,其中有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的口述历史。还有在写一篇文章,口述记忆和社会基础的问题。我们社会心理学会的人约我写关于流言和谣言,我不知道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