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郑田田和她的“红灯区”研究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赵妍

过去,绝少中国人会离开家乡,而且中国4/5的人口都是农民。这种情况在1978年后发生了改变,那一年,改革开放开始了。

在上世纪80年代,资本变化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崭露头角,大片的工厂区崛起,为新兴的国外贸易服务。大批移民从中国内地涌来,他们在建筑业或装配线上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平均每11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正在迁移的。

学术界通常把这些涌入城市的农民称为民工、农民工、外来工、农村劳动力、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移民现象,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劳动学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不过,在大部分研究中,这些民工的身份是工厂流水线女工、建筑工地工人等。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郑田田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移民的研究,因将关注点聚焦于“红灯区”的性工作者而显得独树一帜。她在耶鲁大学时期的博士论文《红灯区: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工作者生活》(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socialist China),基于在中国北方某城(应受访者要求隐去城市名)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以及与200名“小姐”深入访谈,为理解改革开放后的民工现象、性消费现象等提供了独特视角。

在耶鲁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人类学家之前,郑田田在国内读的语言学本科和硕士。她最初到美国的研究项目是在北爱荷华大学做一年的女性研究,她针对性工作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

“不能公开的秘密”

十多年前,当时还是耶鲁大学博士生的郑田田对中国流动人口及社会不平等产生研究兴趣,最初的落脚点是工厂女工。在一家绣花厂做观察期间,她走访了当地不同部门的共计12位官员。为了获得相关部门对她研究的支持,送礼、请客吃饭在所难免,几轮下来,郑田田与官员们成了朋友。

接下来几个月,靠着这几位“朋友”,郑田田又认识了“朋友”的朋友,其中有警察、企业家、地方土豪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工作人员。

有一天傍晚,其中一位官员邀请她去一家卡拉OK,那是她第一次在这样的场所见到“小姐”。那人一句“其实这些小姐也都是农村来的”,让她立即将之与绣花厂里那些灰头土脸的女工们比较起来—在以高昂消费为特性的酒吧里,小姐们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分外迷人。看着“小姐”们在她们的工作场所与这座城市的“重要人物”觥筹交错、谈笑风生,郑田田决定将她的研究重心转向这些酒吧招待女们。

但这个决定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我被警告不能触碰这个话题,因为太敏感。”郑田田说,那些反对者称卖淫是“不能公开的秘密”。一些政府官员的腐败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卖淫现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亲朋好友们也开始担忧,若进行这样的研究,会危机她的人身安全。

反对和警告,并没有阻止郑田田开始她的研究。当然,她在研究初期遇到的巨大障碍可想而知—几乎所有的卡拉OK酒吧经营者都拒绝跟她说话。甚至还有人趁着她在唱歌,偷偷翻开了她随身携带的小包—里面除了钥匙和随身镜子什么也没有,但是郑田田看到那位翻包者随后露出了放松的表情。

“他们是怕在包里藏了录音或者录像的设备。每个人都防着我,原本建立起来的关系再一次陷入障碍。”郑田田后来意识到。

研究一度陷入困境。她最终靠着真诚以及坚持不懈打动了其中一些人。有人请这位耶鲁的高材生到家里为孩子辅导英语,作为交换帮她介绍了一些卡拉OK厅的老板。在反复向这些卡拉OK厅的经营者们解释她的身份和研究目的,并保证不会向外界透露卡拉OK厅的名字后,郑田田最终获准进入其中进行田野调查。

在三家消费水平分别为高档、中档和低档的卡拉OK厅做了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与将近200名“小姐”做深入访谈后,郑田田的这本民族志研究《红灯区: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工作者生活》最终在美国出版。

“体验小姐生活”

卡拉OK的老板向小姐们介绍郑田田,说她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大学生,想“体验小姐的生活”,然后写一本书。结果是,小姐们很难理解怎么会有人想要研究她们。甚至有人最开始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有个小姐警告我,以前也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美国大学生在做调查的时候,被一个有精神病的嫖客强奸后杀害了。”郑田田后来回忆称,她并不能确定对方跟她说的这些是不是真的,但的确让她感到害怕。

在声色场所做田野调查,沟通本身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她们的注意力都在生意上,没人愿意跟我聊天。”郑田田描述,“她们甚至都没时间听我说话。因为她们的眼睛时时盯着进门的每一个客人,忙着试台。”

耶鲁博士生的身份也让郑田田在小姐们眼里是一个十足的“局外人”。她们叫她“眼镜”或者“大学生”,嘲笑她的学生打扮,还有对黄色笑话的木讷不解。

“她们不相信我能够真正理解她们的生活,尤其是她们的内心世界,因为我并不是她们。她们每天需要提心吊胆突然而来的扫黄警察,或者遭受流氓的袭击,以及许许多多的危险环境,她们内部之间甚至也时刻提防着对方,怕被抢了VIP客人。所以每一个小姐,都有一个假的名字、假的故乡、假的个人故事。”

一个惊人的举动最终让“局外人”走进了小姐们的世界—为了克服这些交流上的障碍,郑田田决定向卡拉OK厅老板交房租,和小姐们住在一起。也因此,她开始真正体验到了小姐们的生活。

典型的生活是每日中午起床,到附近的餐馆吃上一顿。下午的时间可以用来逛街,或者去美容院。晚餐大约在6点,不过那时候卡拉OK厅的第一拨客人应该已经开始陆续进门了。在等待客人的过程中,郑田田往往会和小姐们一起坐在大厅看电视、聊天,午夜则是她们吃早餐的时间,然后在凌晨两三点回去睡觉。

“我的本意当然并不想通过为嫖客们服务来完成这个研究。但客观的情况,让我看起来就像是在等生意。”这给她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有位客人听说她曾经到国外学习,就邀请她出去喝茶,顺便可以用英语聊聊天,但当时是凌晨2时。有个好心的小姐立刻去叫了经理,趁着经理和客人斡旋之际,她躲到了酒吧后面。其他小姐们叫她“快跑”,因为如果跟他出去,“会被打晕了强奸”。

扫黄警察的突然袭击,或者地方帮派的攻击,也需要时刻提防。

“我记得有个星期五晚上9点,我跟小姐们一起坐在卡拉OK大厅的走廊边说笑,有个姓王的服务生忽然跑了进来大吼:每个人都给我赶紧上楼,快点!警察马上就到,已经在这条街上了!”郑田田后来估计,大概有25个小姐和她一起冲上了楼,几乎是涌进了房间。每个人都躲到了床底下,姓王的服务生跟着她们上了楼,等她们躲好后说了“都别出声”,就关灯、锁上了房门。郑田田记得,有个关系不错的小姐叫“娣”,躲在她身边紧紧握住她的手,两个人的双手很快被汗水湿透。

几分钟后,她们听到了警察的脚步声,越靠越近,最后停在她们躲藏的门前。有个人低声问:这个房间里有什么?王姓服务生回答:这间是储物室。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门内门外,没有人说话或者咳嗽,连呼吸的声音都似乎停止了。五分钟后,她们听到脚步声远去、下楼。

但是依然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站起来。“我忽然意识到,她们是害怕可能有大批警察在后面,或者前面的警察可能折回来。大约过了40分钟,王姓服务生在门外大叫:好了好了,他们走了!小姐们才开始互相抱怨:哎呀我都快憋死了!好紧张,幸亏我没咳出来!”郑田田回忆。

“所有的酒吧老板都有四面八方的关系,和相关势力暗中勾结。据他们讲,要经营好酒吧,和这些手握实权的大人物搞好关系是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在,每当有警察突击检查时,酒吧老板会立刻接到消息,做出部署,比如让小姐们回农村老家一直到扫黄结束,或者让她们化装成穿着工作服的导购员或服务员小姐。不过,有时候如果警察是从外地临时调来的,那老板就会被打个措手不及,不得不交罚款,小姐们也会被拘留。”郑田田说。

小姐们回不去的故乡

“去她们的家乡看看,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她们愿意在大城市里卖淫,忍受那么多暴力和痛苦。”在郑田田的研究中,单独有一章写小姐们回乡。

获得过香港金像奖的陈果电影《榴莲飘飘》里,秦海璐饰演的阿燕学了九年京剧却在内地没有出路,不得已到香港旺角做妓女挣快钱。后来返回牡丹江小镇,换作另一种身份决定好好生活时,阿燕发现周围世界已与她所理解的大不相同,见识到现实中另外的、不同于在港时的残酷与无情,心生失落。郑田田说,跟着两位在城里建立起友谊的小姐一起回乡,让她有一种体验了电影情节的感受。

这就好像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著名小说的书名“You Can”t Go Home Again Easily”,直译过来是“你很难再轻易地回家”,国内有译者将其译作“无处还乡”。郑田田觉得,这其实就是小姐们处境的写照。

“娣”和“香”是与郑田田关系不错的小姐。两个人与她交谈的共同点,都是抱怨自己老家恶劣的生活条件。家里到处是苍蝇和老鼠出没,厕所就是个坑,里面全是粪便。她们的日常饮食就是依靠当地作物,营养匮乏。“香”的老家在山区,能种的就只有土豆和茄子。离家最近的市场一个星期才有一次,从“香”家里走山路大概要一个小时。“香”常常说,在这种地方“即便有钱也没有用”。

郑田田的田野调查里有两次跟着小姐回乡,分别是去“娣”和“香”的老家。第一次是跟着“香”坐火车回家。当时“香”刚遭受强奸,并做了人工流产不久。这是小姐们需要面对的创伤,坐在她身边的“香”跟她说了一路自己的“梦想”:她曾经到日本做过一年的小姐,并打算再去。她在日本的那一年学了些日语,这次打算学得更好些。郑田田注意到,“她的计划里不包括结婚”。

名声对于农村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八卦同时也是村里人消磨时间的主要娱乐。在“香”家里的几周,每当“香”出门打算跟邻里聊天,她妈妈就把她叫进屋。但即便如此,“香”还是村里人八卦的重点。

村里的男性劳动力大多在外打工。有天晚上吃过晚饭,大概有七、八个村民在外面聊天。“香”带着郑田田凑了过去,村民中有一个“香”的初中同学“军”,这个男人在村里出了名好吃懒做,闲的时候就打老婆。看到“香”在外面赚了钱,可能伤了“军”的自尊心,这个男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地叫她“富婆”,“要不然你带上我一块去干活,这样我也能赚点钱。”“香”大笑,回应他说“你太懒了,所以才那么穷”。

结果“军”不依不饶,反击说“我要是女人,我也能躺着赚钱”。“香”再大笑,说“你要是女人,你肯定一刻不停地躺着赚钱,搞不好连路都走不了!”然后张开腿表演夸张地走路,引得周围的村民笑个不停。“军”最后说,“要说能赚到钱,走不了路又有什么关系?”

郑田田后来分析这个场景,她觉得“香”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军”的言辞是村里人对她的鄙视,反而在这个对话里找到了对自己肯定的一面—“能赚到钱”。“军嫉妒她有钱,肯定了她职业的价值”。

“无论是香也好,其他我认识的小姐也好,对家乡和工作的城市都有一种很复杂、矛盾的情绪。”郑田田说,“一方面,城里工作的危险性让她们精疲力竭,另一方面,家乡的生活环境又让她们还是决定回到城里去。每次回想,几乎都是在唤回她们的理性,让她们为自己在城里获得财富感到骄傲。尤其是看到那些在村里结了婚、天天干农活的女人,她们会觉得至少自己的生活比这些人好多了。”

“性工作为她们提供了逃避差距的契机”

在中国的性学研究里,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潘绥铭。在郑田田的“红灯区”研究中,她与潘绥铭的理论也做了一些对话。比如在针对男性性消费的一章中,她特地列了一个章节来介绍潘绥铭,归纳称潘认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禁欲主义是毛泽东时代以后的男性肆无忌惮购买性消费的动力。男性渴望“彻底改变他们苦行僧般的过去”,“通过与年轻的小姐在一起证明自己的活力”,并以此让自己“将来不会因为生活空虚而后悔”。而郑田田认为,这样的结论并没有把男性的性消费放到改革开放后一个更复杂的社会背景中考虑。

“男人能力的试验场”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案例中,不同消费水平的歌舞厅嫖客有什么不同?

郑田田:卡拉OK厅的层次是与他们客人的层次紧密相关的,高档的歌舞厅主要是为权贵服务,中档的酒吧客人来源很广,有些是暴发户,有些是各个阶层的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低端酒吧则是以服务底层客人出名,来路五花八门,比如小企业老板、一些白领或者蓝领、建筑工人、垃圾回收工、出租车和卡车司机,此外还有中外游客、外国商人。因为歌舞厅的高档与否一般只有本地人才知道,外来人是不清楚的,所以那些出差旅游的人们来低端歌舞厅消费也很正常。

时代周报:在你的研究中,嫖客与性工作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郑田田:这一种充斥了爱情和金钱的奇怪的暧昧关系。性工作者和客人,双方都走在一根绷紧的钢丝上,游走在爱情和金钱、控制和失控之间。有些人失去了自我控制的理性,陷入了无望的爱情里,最终被悲惨地抛弃。有些则保持着一段交易性质的长期恋情,甚至类似于夫妻关系。还有些客人和性工作者相爱结婚,生育后代,从此过得很幸福。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分析中国男性的性消费,其中对潘绥铭教授的分析做了对话—你认为他对于男性嫖娼单纯寻求愉悦的说法过于简单。如果放入到改革开放后整个社会大环境中来考察,我们应该如何分析嫖娼的行为?

郑田田:我解释过性消费的复杂原因:首先,毛泽东时代消失的男性特质在性消费中被重新找回,通过对女性的侮辱以及物化,男人重新找回了活力,男性气质得以凸显。市场改革和消费主义催生了一大批性感女性形象,后社会主义时期并不仅仅是对女性地位的重塑,更重要的是让男性气质得到回归。女性特质变成了男人身份的构成背景,以物化女性为代价,许多经历过挫折、发家致富了的人们恢复了他们的男性气概。总而言之,这些人对女人的征服象征着中国后社会主义的男性气质的复苏。

其次,通过性消费中男性魅力的表露,男人们互相之间能够评估对方的素质,决定对方能不能够加入自己所在的圈子。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男人不再以出身来决一高低,而是看他们的能力和生意。女人成为了男性能力的试验场,而卡拉OK厅的性消费成为一个测试、评估和肯定一个男人的重要平台。换句话说,卡拉OK厅的性消费是一种社交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男人们趁机衡量其他人的道德素质,从而选择他们的同伴并与之建立联系。在卡拉OK厅,男人既参与了表演,又在观看其他人的表演。

理性的控制力和对异性的吸引力,是男人证明自己可以被信任和依靠的品质,也是一种进入男性联盟的通行证。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男人的技巧在于魅惑女人并且把她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中,以此来证明他们自身的成功。最强大的男人们可以从生理上和情感上控制小姐们,自由地对她们进行剥削(不花钱便可以上床),然后再抛弃她们。次等的男人们始终处于以钱换性的交易之中,在一大群小姐之间周旋。“最弱”的男人呢,则对舞女动了真情,陷入了无望的爱河里。在性消费中,男人们常常处于失去自控而拜倒在小姐裙下的危险边缘。而一个不能控制欲望的男人,无论对他自身还是对他所在的团体来说,都是危险的存在。

“暴力普遍存在”

时代周报:你在高档、中档和低档三个层次的卡拉OK厅均做过田野调查,性工作者总体的生存环境如何?不同层次的歌舞厅中,性工作者的生存环境是否有较大的差异?

郑田田:三个层次的歌舞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酒吧老板、客人和保安普遍使用性暴力—主要是因为有一些扫黄活动、法律约束和监禁。在我调查歌舞厅期间,我发现女人被打是很常见的事,比如胸部或腹部被踢,或者被酒吧老板、酒吧客人或者保安强奸。这种暴力的普遍性归咎于对性工作者的保护不力,她们的人身安全完全视扫黄活动和法律强度而定。三个不同层次的歌舞厅的主要区别在于性工作者的薪酬高低。

时代周报:你在田野研究中,还与几位性工作者一起回到了她们的家乡。在城市里也与她们一起居住生活。一个可能很简单,也可能很复杂的问题是:她们为何会选择这个行业?

郑田田:首先,这当然不一定是她们的第一份工作。很多人都是从工厂女工、饭店和酒店的服务员开始干起的。有些人因为工资被缩减、被拖欠而陷入窘迫,于是开始了卖淫;有些经历了被男人抛弃的折磨以及在城市里被强暴的痛苦。摆在农村妇女面前的工作,大部分都收入微薄且劳累至极。在这种情况下,卖淫这一行就变成了香饽饽。如果说农村户籍和文化劣势造成了乡下女人和城里男人的差距,那么性工作则为她们提供了逃避差距的契机。作为一项有报酬的工作,性工作给妇女带来了可观的钱财,使她们离开男人也能独立。她们对大众媒体宣传的真爱和贞洁嗤之以鼻,因为在她们看来那不过是男人对女人性剥削的一个拙劣的掩饰。为了达到目的,她们总是善于把爱情具象化和商品化。对她们来说,性剥削意味着男人可以自由使用女人的身体。在这一行,男人必须掏钱,给予经济补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体和爱情的商品化把女性的自我贬损变成了某种权利的赋予。

时代周报:如今离开你的田野调查已经有十年,你是否和当时一些性工作者还保有联系?一些你熟悉的、成为朋友的人,她们后来的命运如何?

郑田田:是的,我一直和她们保持着联系。我结束调查五年后,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性工作的领域。有些变成了公司老板,经营着礼品店、公司或者歌舞厅;有些回到了农村嫁给了老家的农民,有些离开了中国去到日本、新加坡等地;有些在市区最贵的地段买到了公寓,做起了自己的生意,甚至还拿到了本科学位,和最爱的男人结婚了。还有些嫁给了她们曾经的客人,在大城市过着很富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