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社会学研究的叙事

来源:新疆社会学研究所
作者:郭德海

内容提要:本文对社会学研究方法实证化趋向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叙事立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如何书写社会学,进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方法 实证主义 叙事 叙事转向

一、 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实证化趋向

19世纪初受自然科学影响,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就提出了自己的实证哲学观点:①社会科学要研究现实问题; ②研究应是有用的,能解答实际问题;③应是可靠的;④应是确切的;⑤肯定的、能够证实的。

迪尔凯姆认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①首先应界定社会事实;②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是时代形成的;③认为社会现象有其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应该用经验事实来检验社会学的假说,用数量分析这样客观的研究方法来发现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规律。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在理论建构、证据搜集、资料分析和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在调查研究中就注重量化程度较高的抽样问卷调查、量表与测验、实验等量化方法。这样就为西方社会学实证学派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以韦伯为代表的反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现象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现象,因为社会现象被社会行动者人为赋予了“意义”,因而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们主张通过理解社会现象的特殊意义来对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做出因果性的说明,在调查研究中注重量化程度较低的深度访问、参与观察、历史比较和叙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

从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到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社会学大家们的研究思路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证主义方法论原来只是社会学的一种基本方法论,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基本方法论是反实证主义方法论。这两个研究理路互相补充,各有利弊,只是后来,在美国式的实证主义思想影响下,量化方法在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中运用得远比定性方法广泛,其所享有的“科学”地位似乎也远在定性方法之上。我们说美国主流社会学研究有实证化趋向,指的正是实证主义科学观完全支配了社会学的研究,预设它是人类研究社会惟一客观可靠的知识类型,而质性研究则遭到诸如其成果难以积累、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等指责,因而越来越被排斥到了边缘地位。

二 、社会学对实证主义的反思

美国实证主义学者卡兹用所谓的4个R来确立自己的科学性:避免影响和“扭曲”研究目标也即避免反应性的( reactivity)禁令;可靠性的( reliability)原则;可重复性的( replicability) 原则; 代表性的( representativeness) 原则。[1]如果按照这样的研究法则,统计量化模型在社会研究方法上当然是至尊至贵的利器了。但是,早在半个世纪前,社会学家米尔斯就辛辣地批判过这种他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抽象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简单地说,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惟一的科学方法。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就了方法论的抑制。我指的是科学方法严格限定了人们所选择研究的问题和表述问题的方式。简言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 2 ]米尔斯所疾呼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要求我们着力于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之间的联系,要求我们能够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中提炼出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要求我们根据问题和历史来决定方法,而不是与之相反。

社会学界对实证主义的诟病“定量狂”也进行了反思,使用数学的多少,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学科成熟程度的标志。在1970年,卫吉尔特著文痛斥了所谓“科学的”社会学中的“不道德的修辞”。[3]他揭露说,从事经验研究的社会学同仁,尽管表面上声称,他们的知识主张是建立在客观的证明方法上的,但实际上却依赖于说服的手段。他列举了种种欺骗性做法,比如说,选择性的出示证据,来证明包含了价值偏见的命题,并出于修辞的目的而贴上“科学理论”的标签;掩盖实际研究过程中的真相,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来重新编织研究的故事;仪式般的数据收集程序,将数据分析视为一种科学律令,并披上“效度”和“信度”的术语外衣……但实际上,这些做法往往是用主观编制的问卷来进行调查,用已被证明不可信的测量工具来进行测量,并且只报告对自己的论点有利的研究结果。不一而足。[4]

在某中程度上,数字成了一种修辞,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甚至是一种维护专家身份的策略。在竞争剧烈的学术场域,漂亮的统计检验,成了研究者炫耀自己精湛技艺的手段。社会学越来越追求一种“没有风格的风格”[5] 。事实上,由于所关注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极大的异质性,可以被数量化的程度也大不相同。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旁观者,以至于有的人惊呼道德危机。社会学在讲究修辞的同时,更应该采取一种“社会学的介入”[6]的姿态。

三 、社会学研究的叙事立场

(一)什么是叙事

根据梅恩斯的观点,叙事必须至少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为了聚焦和评价而从过去的生活之流中选出事件;二是通过使用情节、背景和刻画,赋予所选事件以结构、意义和脉络,从而将之转化为故事的要素;三是创造事件的时间顺序,以确立事件如何和何以发生的问题,同时叙事要素也获得节律、持续和进度的特征在三个要素中,勾画情节是最根本的。[7]大凡故事都有一个要点,即通过情节的勾画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如果故事的讲述者成功地使用了这个要素,那么故事就会非常引人入胜和具有说服力,也就是具备了叙事可能性和叙事可信性。

不仅如此,梅恩斯还认为,叙事内在性地就是集体的过程,人是“叙事人”。[8] 基于这种考虑,他提出了一系列命题,在他看来,可以充当想象一种叙事社会学的可能和范围的基础。

1. 因为所有社会化的人都是故事讲述者,所以,当与他人互动或相遇时,他们总是处于一种潜在的讲故事的情境中。

2.绝大多数的言语行为和自我呈现都至少包含了一些叙事要素。

3.情境、听众、个体视角和权力/权威关系的变异,为从不同角度讲述事件提供了普遍的条件。

4.叙事和叙事情景既可能是冲突和竞争的场所,也可能是合作和共识的场所。

5.所有的叙事都可能是理性的说明,但因为语言能力内在的含糊性和差异性,最终而言,所有的叙事都是不完全的。

6.叙事存在于各个层面,从个人的、制度的到文化的,存在的时间也长短不一,并总是处于变化之中。

7.所有社会科学的资料都是已然经过诠释的资料,未经诠释的资料是不存在的。

8.所有的社会学事实,都是经过叙述的事实,只要它们经过了将事件变为事实的故事结构形式的加工。

9.资料收集的行动,是一种进入回答者生活的行动,但是回答者的生活是由尚处在展开过程中的故事部分地形成的。因此,在诚实的名义下,研究对象极有可能就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和针对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故事。

10.上述九条命题的涵义就是,社会学只能是一种诠释的科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将自己建构成诠释性的科学。[9]

梅恩斯将社会学者视为叙事者,视为所谓理论的专业故事的编织者,将叙事要素编制成期刊文章和研究报告的熟练的实践者。做出这种判断时,梅恩斯是基于这一简单事实,即社会性是基于沟通过程,沟通本身就是社会的,所有的社会学工作都是沟通工作,而沟通者都是叙事人。但是,正统社会学基本上是以基于变量和回归模型的“稀薄的解释”,[10] 来讲述外行人很难明白的故事;而真正的叙事转向,应当更加注重对生动微妙、变化莫测的事件的“深描”。[11]

(二)如何叙事

根据理查森的观点,人类独特的时间体验所涉及的叙事,可以分为五种方式去描述,即日常生活、自传、传记、文化和集体故事。[12]其中,社会学主要关注集体故事。集体故事是指关于那些在文化故事中被迫沉默或被边缘化的人的叙事。集体故事通过讲述属于特定社会类型的个体的体验,来展示个体的故事,而不是讲述特定个体的故事或者简单地重复文化故事。

叙事是人类讲自身的体验转化为在时间上具有意义的情节片段的一种基本方式。叙事将事件串联起来,从而使事件根据自己的时间位置和在整个故事中的作用而获得意义。不过,在社会学长期以来依循逻辑-——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书写实践,叙事一直以来处于边缘化境地,社会学的想象力得不到完美展现。尽管如此,就社会学影响较大的著作来说,似乎都与一种独具魅力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比如说,韦伯的《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3]中资本主义起源的观念动力的故事、中国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14] 、 景军《神堂记忆》[15]都是很好的例证。

我们从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对库区移民上访“过程化”的“深描”,以及对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的讲述。他故意用一些场景、插曲、旁枝把一些无名者稍纵即逝的身影留下来,使他们的尴尬、疯狂、苦难、叫喊、沉默、无助和死亡呈现于叙事中。而在我看来这也是这本书的魅力所在,小人物的生命力的展现我相信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震撼。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讲述别人的集体故事时,社会学者的权威和特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塞德曼主张社会理论应该是一种带道德意图的叙事。[16]按照布迪厄的看法“社会学家的真正任务是描述控制词语的斗争的逻辑”。[17]任何叙事都有实践-伦理的相关性,关键之处在于社会学者如何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特权为弱势群体声张。而讲述集体故事就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可以揭示个人的麻烦其实也是公共的问题,并从而激发集体认同和寻求集体的解决。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就是一个本土化的杰出范例。对于这个问题,应星自己在书中,是这样说的:“我的故事不是用‘全知全能的上帝的眼睛’去复员一部‘客观的’历史—无论是一部‘客观的’上访史,还是一部‘客观的’摆平史;而是透过‘我’这样一个局内人的眼睛和感受去揭示由移民上访与政府摆平、大河电站移民的历史与三峡水库移民的现实所凸显出来的一部问题史,一幕戏中戏。我用在平县所接触到的三峡移民的林林总总带出对大河电站上访史的追溯…..将移民集体上访这种冲突事件纳入农村社区中的权力关系中去分析。”[18]

理查森认为,叙事是最好的理解人类体验的方式,因为这是人类理解他们自身生活的方式。这是最接近人类体验的方式,从而也最不可能错误表达人类的体验。所以,“如果我们希望理解人类最深层最普遍的体验,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工作忠于人们活生生的体验,如果我们希望在诗意和科学之间取得一种统一,或者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利用自己的特权和技能为我们所研究的人增强力量,那么我们就应当重视叙事。” [19]

四 、叙事和叙事转向

社会研究方法的这种叙事立场是不是代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叙事转向呢?对此我不敢苟同。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过程事件”[20]分析方法被提出来后,“讲故事”似乎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学界一种新的风气。许多人劈头盖脸地上来讲一通故事就了事,却不知他们到底要想讨论什么问题。讲故事的成功并不在于故事本身的复杂和精彩,而是要靠研究者“讲”出来的。“讲”绝不仅仅是一种修辞的运用,实际上它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展现,是作者理论关怀之所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讲故事中必须体现足够强大的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示足够完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不会犯用先导的概念来剪裁生活世界的错误,才不会把那些偶然的、随机的甚或“错误的”事件简单地排斥在叙事之外,不会把复杂的关系、丰富的材料简单处理成用以证实或反驳某种总体概括的“个案”或理论分析的“例子”,从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将理论“逻辑”强加在充满模糊感和权宜性的实践“逻辑”上的致命错误。

也就是说叙事立场的大兴其道不代表叙事转向,一个因素就是其叙事是否是成功的,是否是真正在“叙事”,而不是为“叙事”而“叙事”。

第二,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学界就有人在高呼“叙事的复兴”[ 21],而今社会学界也有人在欢歌“叙事的时刻”的到来,或大谈“叙事的转向”。然而,在我看来,与其用“叙事的转向”去颠覆统计社会学的神话,不如提醒我们不要陷入“方法论的瘟疫”(韦伯语) ,塑造唯方法论的神话。所谓“唯方法论”,是把方法从研究对象中孤立出来,把研究对象的理论建构问题化约为经验指标和经验观察的技术操作问题,这样就变成了为方法而方法。

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保证其获得的知识所代表的是惟一的真理,也即是说,任何方法本身都不是绝对的,无论这种方法是以实证的面目还是以叙事的面目出现;是什么样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材料决定了什么样的方法是适用的。正如叶启政所说的,方法所保证的只是在于,在一些特殊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论预设前提指引下,一个特定论述与人们的经验感知之间所具的贴切感的程度而已。[22]

参考文献:

[1] [21] [22] 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3)

[2] [19](美)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61页 三联书店2001版

[3][4][5][6][7] [8] [9][10] [12] [16] [17] [19] [23]转引自成伯清,《走出现代性》[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

[11] (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宣 译[M]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版

[13]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三联书店1987版

[14] [18]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M]?三联书店2001版

[15]景军《神堂记忆》未出版,电子版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页
[20]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