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林:新经济社会学的扛鼎之作

人们期盼已久的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积数十年思考的大作《社会与经济:框架和原则》,终于在2017年出版了。格兰诺维特早年的博士生,现在清华大学任职的罗家德教授,是格氏的“忠粉”,他和王水雄不分昼夜,把格氏的这本大作翻译成中文,即将出版。家德嘱我为该书作序,我诚惶诚恐。我虽钟爱经济社会学,但就“社会与经济”这个大题目来说,颇感力所难及。所谓作序,也只能是从我的角度,谈谈对该书的理解。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格兰诺维特,是一个跨界的奇才,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学界最具有经济头脑的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最注重非经济因素影响的人物,他甚至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试图完成一项似乎难以完成了理论工作,就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类行为动态复杂系统,既能够解释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建构,也能够解释集体和制度对个人选择的约束。
格兰诺维特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他的作品数量不多,但一出手就是经典之作,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领域都负有盛名,并多次获得引文桂冠奖。他提出的“弱关系”、“嵌入”等学术概念,甚至成为引领一个学术流派的符号。几乎他的所有作品,包括《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找工作》、《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等,都已译成中文,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中国是一个注重“关系”的社会,在格氏理论中,最为中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成果,就是他的“弱关系”(Weak Tie)理论。格氏发现和证明,在现代社会,亲朋熟人之间交往频率高的“强关系”,在找工作的时候,并没有交往频率低的“弱关系”帮助大。他对这个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很新颖的解释,因为“强关系”传递的是同质的信息,而“弱关系”才更可能传递有用的新信息。也是格氏“忠粉”的边燕杰教授,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证明在中国还是“强关系”起作用大,因为所谓“关系”,只是传递的管道而已,在有的社会传递的可能主要是信息(information),而是中国,传递的更多的可能是权力、地位、金钱、人情的影响(influence)。
我早年就读过格兰诺维特的作品,并深受启发。在提出社会结构转型是“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之时,我就借鉴了他关于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并和经济学中企业组织对市场具有替代作用的理论融合在一起,来分析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羊城村”的研究中,《经济生活的社会学》是我重要的参考著作。格氏强调经济行动是一种社会行动,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境况之中,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构成。这些论述也激励我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寻找“经济生活的社会规则”。
在这本书中,格兰诺维特将引述了大量的实证成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成果,而是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当代相关实证成果,来论证一个他一生追求的宏大的命题:即“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格氏是那种既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小处入手的大家,看似一桌无所不包的理论大餐,每一道菜又都做的那么精细、那么别致、那么有味道。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可以看作是格兰诺维特多年研究的总结和升华,必定会成为传世之作和新经济社会学前行中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
从社会学思想史上来看,格氏通常被认为是经验社会学的高手,他身上并没有那些理论社会学大家的光环,特别是在今天“一切都要证明”的美国社会学的氛围中,人们通常认为,他与那些酷爱思想演绎、稍逊经验归纳的社会学理论大家不是一个路子。但又恰恰是他,颠覆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
有限于我的知识范围,我从四个方面谈谈他的“颠覆”,或者说的婉转一些,谈谈他的贡献和创新。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学理论大家韦伯和帕森斯,都有一本以《经济与社会》为名的巨著,但他们都是在书名中把“经济”放在“社会”前面,他们的经济社会学,实际上主要是要强调经济活动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和影响,这在那个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似乎也一再被历史所佐证。但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如波兰尼的《大转变》,把这种推论称之为经济思想的“殖民”,即以市场逻辑支配和主导了社会领域,把经济规则视为一切社会行动标准。格兰诺维特新经济社会学,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体现了“新”,一方面他重提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嵌入”(embeddedness),要为经济学“找回”(Bring back)社会,使之成为了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新命题,另一方面他未停留在从理论上“找回”,而是通过扎实的可验证的的实证研究来“找回”,这是以前的理论大家都未能做到的。
二是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正如一句调侃的的话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学家眼里,只有约束没有选择,而在经济学家眼里只有选择没有约束。社会学的主流,往往更加强调人们的思维和行为被制度、环境和观念体系所制约。经济学的主流,则通常被认为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偏好和理性选择的决定作用。社会学家布劳、吉登斯和经济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 Mary Douglas)等人,都曾试图在制度和行为之间,发展出一种具有分析力度的理论。在这条学术积累的脉络上,格氏别具匠心,在批判了“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理论倾向之后,提出了社会网络理论,从而在制度决定论和理性选择决定论之间,找到一个具有分析能力的理论框架,为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成功地架起一座连接的桥梁。
三是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时还非常罕见地授予了女性经济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以表彰他们在治理领域的卓越贡献。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通过交易成本的分析把企业的科层制组织治理和市场网络治理连接起来,找到经济治理模式选择的解释,而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在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之外,发现了第三种治理模式——自组织治理,解决了如何管理公共财产的问题。格兰诺维特则另辟蹊径,提出社会网络是第三种治理模式,发展了威廉姆森“中间型组织”的论述。也正因为此,很多人认为他是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强有力潜在竞争者。
四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从学科发展史来看,经济学与社会学一直经历着文人相轻的漠视、理论假定的纷争、以及相互影响的融合的复杂关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大概是经济学家中最注重社会问题研究的,他对诸如犯罪、教育、家庭等问题的研究,都独树一帜,让人眼睛一亮。但他用经济学理性选择法则分析社会问题的路数,被格氏在这本《社会与经济》一书的开篇,冠之“经济学帝国主义”,作为立论的靶子。为应对这种“经济学的侵入”,格氏高举新经济社会学大旗,以社会学的原理,深入触及经济活动的“硬核”(hard core),如生产、分配、消费和信息网络等,很类似一种“后殖民主义社会学”的呐喊。但不管怎样,这种“对话”,不是学者的意气之争,是有学派才有学术。
这本书是格氏《社会与经济》巨著的上册,我们期待着下册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以上杂谈,权作序。
本文是为 《社会与经济》一书所作的序,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著,王水雄、罗家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