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华等:警惕人口负增长陷阱

近日,由国家卫健委直属事业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期刊《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12期刊发了一篇题为《城市化、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简称《城》)的文章。
“俄罗斯远东以及日本北海道地区的经验显示,更低的生育率与人口加速负增长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一种‘人口负增长陷阱’。”《城》文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坡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叠加当下极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效应将会与近邻如出一辙。”
该文引起热议,并经澎湃新闻报道。以下为原文内容。

标题:城市化、低生育率与人口负增长

作者:陈友华、苗国

原文发表于《人口与健康》2020年第12期
低生育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人口膨胀还是人口收缩的国家与地区,在经济规律驱使下,人口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是普遍趋势。城市化具有抑制生育水平的能力,城市化与低生育率不仅导致人口负增长,而且还有促使人口空间极化。
一、人口聚集趋势:大城市化势不可挡
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人口聚集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非常重要。规模经济不仅有利于市场成长,也有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城市化发展一方面可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扩大内需的作用(陆铭、向宽虎、陈钊,2011)。散落式的城镇分散发展模式难以形成区域的经济中心、市场中心、信息中心,中小城镇无法获得工业、服务业发展所需的人口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与集聚服务功能,因而不利于劳动分工的细化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而大城市的整体运行效率要高于、甚至远远高于中小城市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全球经济活力中心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其周边,突出表现为人口与经济资源在空间上的极化。
(一)美国的经验
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口总量约为3.3亿人,2016年人口密度35人/平方千米,略低于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美国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更高,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极少,是一个城市化水平极高的国家,超过八成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及其都会区郊区,以东西海岸以及中心五大湖等核心产业区域最为典型。
美国是一个大城市主导的国家:一半的城市人口集中于37座主要大城市,城市化水平超过80%,世界同期城市化水平约为49%。截至2019年,全美共有251个超过10万人的都市,其中有9个超过百万人的大都市,若将市中心外的都会区域也算进去的话,美国有50个超过百万人的大都会,这其中包括了许多重要的全球城市(中国在2011年城市化水平刚过半)。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是美国乃至全世界大都市最为密集的区域,以纽约为中心,包括波士顿、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主要城市,区域总面积约13.8万平方公里,仅占美国总面积的1.5%,但汇聚了约5345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7%(2015年),2016年GDP达到4万亿美元,占全美GDP的比重超过20%(CIA,2018)。
大都市形态塑造了美国文化、传统和经济主流形态。人口统计数据看,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生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但美国表面上维持生育率缓慢下降的部分原因是国际移民抵消了部分影响,以及部分少数族裔保持旺盛的生育水平。
(二)日本北海道与俄罗斯远东地区
日本的人口与经济集中分布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这三大都市圈集中了日本50%以上的人口,其中东京都人口1300万左右,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10,而其面积仅占日本面积的0.6%。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8年日本出生婴儿91.8万人,连续3年低于百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增长0.4个百分点,达28.06%,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0.28个百分点,为59.49%,日本的少子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少子老龄化的同时,日本国内人口向东京都市圈集中的“单极化”趋势日趋严峻。除东京都市圈和冲绳县外,其他地方的人口均在下降。其中,名古屋都市圈以及关西都市圈人口减少最多。
类似的国家还包括俄罗斯,目前俄罗斯人口约为1.46亿,在世界排名第八位。作为世界影响力大国,自20世纪初至今,因为战争、饥荒、超低生育率,俄罗斯先后爆发过四次数量急剧萎缩的人口危机。事实上,2013~2015年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历史上人口微弱恢复性增长的时期,增长率约为0.2%~0.3%。由于出生率持续走低,死亡率居高不下,俄罗斯人口于2017年再次下降,降幅为0.9%,且有持续之势。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口密度稀疏、分布极不均衡是其人口危机的另一特点。据2010年俄罗斯人口普查,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8.3人,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人口地域分布极不平衡,人口最稠密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近400人,而在人口最稀疏的楚克奇自治专区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0.01人。人口空间分布极化,较低的人口数量和广阔的土地面积极不相适应,以远东地区为例,俄罗斯远东地区面积为621.59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土地面积的36.4%,幅员辽阔,石油、天然气、海洋等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仅700万,占俄罗斯人口的5.3%,自1991年开始的近30年间,远东地区人口还下降了25%。由于位于北极圈及周边,且资金、人力匮乏、基础设施不完善,致使人口分布出现严重极化现象,发展远远落后于俄罗斯西部地区。然而,这种人口极化恰恰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俄罗斯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经济资源来挽回偏远地区的发展颓势,但收效甚微。
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替代劳动力,对地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只是日本与俄罗斯推行积极的鼓励生育以及人口区域调控政策都无法撼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人口加速负增长使得偏远地区“空心化”,甚至部分地区重新演变成“无人区”,对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三)欧洲的德国
与其他欧洲地区相比,德国呈现出均衡发展的多中心城市化布局,一方面,密集型结构的大城市较少,另一方面,德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程度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目前德国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仅有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其中柏林人口约350万人,其余三个城市人口均未超过200万。德国多中心的均衡发展形态与德国的历史以及联邦各州较大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产业布局密切相关,各地结合区域自身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使得其产业资源布局相对均衡,同时,联邦政府通过对重点领域和产业进行财政援助,帮助地方政府应对城市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化,即便如此,德国主要大城市和周边地区普遍出现人口增长态势,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德国小城镇老龄化加剧,由于缺少人口规模效应,中小城市不具备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可能,产业补贴与就业扶助政策未能挽留大部分年轻人,大量年轻人涌入就业更从容的大城市,远离大城市的地区遭遇持续的人口流失。
二、城市化:低生育行为趋同的重要因素
(一)现代化与高生育率难以兼容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危机主要表现为低生育率危机,欧洲发达国家之外,东亚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为典型代表,这些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化社会形态。
半个世纪前,全球只有6个国家生育率略低于更替水平,最近10年,除非洲外,世界多数地区的生育率都降至较低水平。目前,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国家生活在低生育社会,占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以上(UNDP,2015)。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与城市社会,生产的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代替了以往的自由散漫,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部分替代了人类繁衍的欲望,避孕节育技术的推广又使得生育完全置于人为控制之下,“性”与“生育”发生分离成为可能,而这一切又与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相契合,现代福利制度同时又解除了个人的后顾之忧,为人们挣脱“养儿防老”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摆脱家庭束缚与免除生育负担提供了制度环境。低生育率便随工业化与城市化而至,虽然附着于家庭的人口再生产功能并未消失,现代化转型带来的“外部性”冲击,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等复杂组织架构,
在制度层面让人类繁衍的危机从“马尔萨斯陷阱”逐步让位于“低生育率陷阱”(苗国、陈友华,2019)。
(二)城市化与低生育水平叠加的负反馈效应
进入工业社会,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制约人口规模的物质被彻底打破,但是人口大爆炸并未在过去30年成为主流趋势,恰恰相反,现代消费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让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与地区都陷入少子老龄化的困扰之中。这使得我们对于人类的现代性对生育的抑制能力有了全新的认知:首先,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化强国,并且拥有很高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是这些国家与地区生育率下降最重要的内生性因素。其次,世界范围内鲜有单纯依靠农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案例,发达国家普遍对人口自由迁移流动不加限制,国家工业化成功的关键在于人口流动、特别是城乡人口流动。人口从乡村到城市,从中小城市再向大城市聚集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因此,世界各国都先后被卷入城市化洪流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亦不例外。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出现空间上的再分布,一方面,城市化明显提高了国民受教育水平,城市女性就业等因为育儿致使其机会成本很高,两性受教育水平差异在不断缩小,现代女性的独立性增强,多育子女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科技与城市化发展使得多数人会搬到城市里面,产育成本、住房成本不断攀升,抚养小孩的经济负担会显著增高,在中国即使是低收入人群,对孩子的期望也很高,“质量替代数量”驱使下的高成本教育投入,使得现代家庭的生育欲望大幅度降低(陈友华、苗国,2019)。所有这一切,均造成了城市的低生育率及由此导致的恶性循环。
世界上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农村生育率高于城市生育率。未来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生育率可能更低。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一般都会经历“起步—加速发展—高位趋缓”三个阶段。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为起步发展阶段;30%~70%为加速发展阶段,在此期间,人口和经济活动迅速向城市聚集,城市化水平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迅速提高。而到了70%以上为高位趋缓阶段。中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的爬坡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这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国城市化水平继续上升,叠加当下极低的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未来人口加速负增长的效应将会与近邻如出一辙。
三、结论与反思
人口聚集构成的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高级载体,就人口发展而言,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乡人口空间演进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就是一个人类在“效率”推动之下,人口由点到面,又由面到点,人口密度不断加大,最终趋于停滞的过程(陈友华、张钒,2019)。效率驱使下的城市战胜乡村、大城市战胜中小城市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产业的转型升级,现代社会第二、第三产业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更高,特别是文化素质。这必然驱动家庭由投入孩子的数量成本向质量成本转移,市场经济促进人口城市化进程,遂使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衍生出大城市长期的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新生人口无法填补老龄化和劳动力人口流失,造成非核心区域的乡村与城市人口收缩。大城市对青年人口的“虹吸效应”导致乡村与落后地区遭受更严重的老龄化挑战,这是周边国家的现实案例,也是我国正在经历的现实。
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都应明白人类的后代才是最宝贵的资源。人口迁移在人口增长时代是正和博弈,在人口减少时代演变成为负和博弈。尽管未来中国会维持较为庞大的人口规模,但少子老龄化不可逆转,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通过外来移民来改善人口结构,大城市会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成为“低生育陷阱”的重灾区,通过国家内部的人口迁徙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少子老龄化的冲击。只是世界各国政府努力鼓励生育、调控人口合理布局的尝试普遍都以失败而告终,俄罗斯远东以及日本北海道地区的经验显示,更低的生育率与人口加速负增长相互促进,形成恶性循环,进而陷入一种“人口负增长陷阱”。
作者单位: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苗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