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到医疗:谁做得“对”?

作者:莫小北

家庭陷入困境时,你“站”谁?
在《张医生和王医生》中,作者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社会衰落,家中原本的一家之主地位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当收入降低,‘开源’不成,‘节流’就变得越发重要,于是善于节流的母亲的权重开始上升;另一方面,母亲更多地扮演赚钱角色——特别是在城市向消费转型的大背景下,她们抓住了为精英阶层服务的低薪外围劳动岗位的机会。”
而且,尊母贬父似乎是家庭陷入困境时的普遍事实:
“埃尔德发现,在经济受损的家庭中,当家庭发生冲突时,孩子们总是站在母亲一边:不论儿子还是女儿,都更容易与母亲结成统一战线(51%),它高于谁都不帮的比例(40%),更远远高于站在父亲一边的比例(9%)。
“而且,母亲在家庭中表现得特别有‘心机’,‘有意识地把自己为家庭付出的劳动或努力看成是极大的牺牲,看成是一种只有孩子牺牲他们的独立和诚实才能加以补偿的贡献’。如:‘本来我用不着这么辛苦地工作,本不需要为了你的教育存更多的钱,但是我这样做了’‘别忘了,为了你能够穿好吃好我都放弃了什么’‘想想我为你做的一切,你至少也应该这样对待我’。”
我们先刨除性别角色的影响,母亲的这种“牺牲性投入”,与吴飞提出的“道德资本”有异曲同工之妙:
“道德资本的积累,是为了决定一个家庭里,谁更应该受到尊重,谁说的话更管用,人们都希望自己有更大的发言权,或至少得到更多的尊重,权力游戏是就此而展开的角逐。”
“当自认为已经积累了足够的道德资本,却没有使得家庭成员按照自己所期望的方式去对待自己,就会被激发出深深的‘委屈’。”
在家庭面临挑战时,女性在经济参与和家庭操持领域的重要性凸显,她们由此积累了更多的道德资本,在家庭政治这场权力游戏中取得了结构性进位。
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贫富差距拉大或经济衰退期的普遍下沉对男性作为养家人角色的冲击,威胁到了他们的男子气概,他们试图通过沉默、回避、甚至出轨等方式来挽回尊严。如肖索未发现:以农村打工妹为主的低阶层女性为工薪阶层男性提供了大量体贴的家务照料与情感关怀。她们通过忍耐、顺从、迎合、鼓励等情感劳动,重新确立男性一家之主的地位,修补与提升男性的自我价值与尊严。
某种意义上,女性的“争”和男性的“让”,都是他们对于传统性别结构的反动:传统的性别文化写下了女性弱势且付出、男性进取而隐忍的脚本,当外来的力量冲击着旧有的家庭生态,也就为男女冲破传统束缚撕开了一道口子。
通常日子里,我们不去质疑家庭运转规则的原因部分在于家庭之于我们每个人生存的本质性意义:只有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才符合标准时间表timing,才获得了“正常”的社会人身份,并且才算了却日渐年迈的父母的心头大事。——这里不是说这样的做法合不合适,而是说我们或许被遮蔽了视线而无法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当堡垒无法从内部攻破,外来的刺激便“当仁不让”。社会失序作为常轨的反面,冲击着宏观到微观的一系列既定安排,惯习所赖以生存的土壤被撬动,家庭中的男女角色也被迫做出适应和调整。性别气质在变化,家庭政治也在重构,两性关系的博弈与纠葛、拉扯和排斥便生动而鲜活起来。
此外,我们对于危机时刻女性成为主角的现实并不排斥,也表明了认知的转变。这是性别社会化的一部分,也是建构个体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女性地位的转变也镶嵌于婚姻意义的流变,从为了保障生育尤其是社会性抚育的顺利进行、作为生命历程和社会期待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到亲密、激情、承诺的混合、一种契约、一种制度,甚至是一种有保障的合作模式和亲密关系,婚姻的世俗化也伴随着女性的转变。
此外,家庭政治中的父母“竞争”,其实也是道德生活的叙事。
凯博文区分了两种含义的“道德生活”,一是有好坏高下的道德,二是当事人认可的伦理。改革开放这些年,或许也是我们的认知从第一种道德生活的含义向第二种道德生活的含义转变的过程。从身份式社会到契约式社会,儒家文化、政治忠诚、金钱财富、“为自己而活”,我们的道德经验逐渐去单维化,不再有一杆秤来无差别地衡量所有个体的生活,而是形成了多元的取向与多样的诉求——
我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我可以今天这样做,也可以明天那样做,我可以对甲这样做,也可以对乙那样做……虽然可以说底线之上、选择无限,但这个“底线”,也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和因地而异的。就像《张医生和王医生》中,王医生数十载所坚守的“不社会”信念,为了女儿的前途,也只好“社会”起来。也好像《导演请指教》中一位影评人所说:过去的类型片是“善战胜恶”,如今则是——
“诸善之间排次序”。
但是这又引发出一个新的问题:“诸善”,是不是我们放弃道义、抛却价值、无视道德的托词?一切都可以采取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么?这里可以举一个最近我身边发生的例子来探讨这一问题,不过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描述和阐释很可能不具有普遍性。
当医生说“你来定”
发现现在的很多医生有个特点:不给病人做决定。《张医生和王医生》中说,医患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断不可能成为服务员与顾客那样的交易关系,病人面对医生,总是谦恭甚而怯生生的。这从交换论的角度就能理解。交易双方的资源如果不对等,劣势一方就只能提供金钱、赞赏、尊重或服从,以维持交换关系。其中,金钱的成本最低,服从的价值最高。
提供什么资源来回馈对方,不仅取决于自己的能力,也要看对方的需要。显然,双方交换时的地位差距越大(条件1),并且双方的人数差距越大(条件2),被需求一方的话语权就越大:是你求我,我也不缺你这一个求我的。——放到医患关系里,就是一医多患。
但是今天,不少医生似乎不乐于“享受”这样的权力:你自己决定,你怎么选,我就怎么办。然而最近听说了一件事,对这一现象的合理性产生了些许困惑:
一位精神障碍患者,在一个疗程的物理治疗至少为六次的情况下,只接受了三次治疗便要出院,医生也没多说什么(他没有对病人和家属做出任何的解释说明),就说“我是个民主的大夫”,便给其办理了出院手续。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位医生,同样是一位精障患者不承认自己有病而吵着出院,医生的选择是劝说其继续住院以治疗。
前一个医生“民主”的选择,或许是应对医患矛盾的有效策略,但是“下放”权力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呢?是否是在利用现代社会的集体意识——契约精神——而规避了责任、却加大了隐含的风险?病人可能很难根据自己有限的知识,在迫切的情境下,做出最有利于己身的选择。这样,病人找医生不是求最优解,而是买了本参考书。如此,医生是可以通过“尊重患者意愿”的理由来避免医患纠纷,但算不算丢失了担当和道义?——必须承认的是,这或许是笔者没有站在医生角度考虑问题所致,而这样的现象又多少可以类比高校教师“不乱说”的选择。另一种可能是,笔者所不认可的医生的做法并不多见:选择的利弊都不说,自己的建议亦不会提,你要治就治,不治就不治。
我没法赞同一个对认知有失调的病人(这不意味着污名化患者,是从医学角度而言)说“你决定,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的医生,如果这样的行动逻辑推广开来:那是不是老师可以直接对学生说“你想退学就退咯,我尊重你”?
有人说“给医生点活路吧”,那是否医生不给患者提供从专业角度来说更合适的建议就是避免医患纠纷的不二法门(当然可以说“法律”规定,“就算是精分患者非要出院,医生也拦不住”)。的确,希波克拉底誓言有说“我将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和尊严”,但还有句“我将首先考虑病人的健康和幸福”。在对方处于信息掌握有限甚至并不足够理智的状态下,任何一种职业的“活路”都可能成为求助者的“死路”。“各为其主,各主其政,各谋其利”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但是不是社会团结的所需?
当然板子不应该全打在医生身上,毕竟从“仁心”“为他”到“谨慎”“利己”,背后是时代话语的更迭:我们越来越彼此陌生,越来越依靠外在约束,越来越无法信任他人,越来越在追求有效性和效率的同时抛弃掉人文关怀,越来越强调“顾客至上”,也越来越顾及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于是,多为别人想一点、做一点,成了多余的负担和潜在的危险,劣币驱逐良币,按韦伯说的,在这个可怖的铁笼里,理性最终带来了非理性。
以前总觉得我们可以无奈做时代里的蝼蚁,但没必要扭曲成世道下的蚷虫,但现在看,做这个社会里冷漠的自保者,我们都在编织着自己的网,也都被这张网所困住,同样不是什么高明而值得推崇的选择。
存不存在绝对的“对”?
上一小节提到不太认同医生“随便你”的做法,写完后问了问他人,大多持相反意见,认为医生做得没错,最终只能患者拿主意,强制了病人又说你让人花冤枉钱,于是就想是不是自己把这事看得偏颇了。
尊重和自决的原则,是每一位成年人都拥有的权力。那这个权力究竟是不是无条件的?《酒神小姐》中,先后有三位老人请求素英帮助他们自杀,素英为了成全老人们“有尊严地死去”的想法,都“杀死”了他们。——这件事情,具有价值合理性么?
即使这是一个“诸善”并存而非善恶分明的时代,那有没有终极意义上的旨归与诉求呢?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难免出现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这时候是该说“客户至上”:你的选择我尊重、最终结果你负责,还是尽可能从自己专业人员的角度提出恰切的建议(当然也可以建议当事人再征询其他人士的看法)呢?
这里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决定是如何做出的?最后拍板的人肯定是自己,但收集信息的过程会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家人的、朋友的、专业人士的、有相仿经历的……所谓“信任”,并不一定是理性的,而是与我们的价值观念甚至情感偏好有关。同时我们还可能有种“天性”:事成则内归因,事败则外归因。所以我们看待一个决定适当与否时,可能不是根据决定本身的理性与否(参考了多少专业信息,借鉴了多少有效意见,综合了多少数据指标),而是根据决定带来的结果:手术治疗成功,说明选对了医生,反之就是医术低下;大学专业学习顺畅,说明志愿填报时有眼光,反之就都怪那个提建议的人;甚至婚姻之事,过得幸福是“看人准”,过得不好则为“我当初就”。但决定的结果可能又牵扯出一堆意料之外的不可控因素,这让事态变得更复杂了。
这还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我们如何解释一件事,不取决于这件事的客观性质——甚至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客观”,而是我们根据各种条件去反身性地建构的结果。所以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啊、“强制”就是违法啊,可能是推脱责任,也可能是契约精神的体现。
不知道这个新闻算不算反例——
“教育惩戒权是近年来的热点话题,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容易与体罚、变相体罚等混淆,加上家长的高度敏感和过激行为,导致现实中不少老师不敢、不愿对一些需要矫治的学生行为进行惩戒。此次修订(指最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将‘教育惩戒’纳入教师基本权利当中。”
评价标准的多元和话语权力的非垄断,很容易让“投诉”被滥用,于是“强势”的一方似乎变得“弱势”:我不做总行了吧,这样就没有把柄落在你手里。投诉机制的初衷,应该是为了保护弱势者有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为什么投诉成为“弱者的武器”,倒逼对方反而做出了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呢?是因为我们戾气太重,太要求效率和结果,只强调自我感受与权利?
职业的伦理、操守和底线到底是什么?是见仁见智、无一定之规,还是有基本的共识与判断?或许,是一个永远也没有“标准答案”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