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关于高考，第一可以从历史的维度去看。1977年恢复高考后，很多乡村里的人拼命地通过高考去城市，有一些真的留在了城市、改变了命运，这种改变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孩子、甚至整个家族。社会学很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从宏观角度去看社会的变迁。
第二，社会有不同的社会群体，是社会学中观的分析机制。比如对于一些中产家庭的学生，高考只是人生的一种选择，他们中学就有各种各样去海外研修的机会，大学也能选择出国留学；而对于乡村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高考就是他们唯一实现梦想、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三，则是微观的个体心理的视角，很多高三学生考完以后会撕书，宣布彻底离开高中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产生这种心理？如果有学生高考出分发现不理想、备受打击，如何继续帮助他们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去找到自己？
“所以，我们不会简单地用固定答案说怎么去看待高考，而是有不同的分析对象、不同的分析视角，”严飞总结，“这就呼唤我们要不断地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
严飞真正热爱上社会学是在大二。有一位长期致力于公益的研究生学长邀请他去五角场打工子弟学校帮忙。昔日的五角场还是破败的城乡接合部，城中村散落其中。从大二到大四，严飞定期去给这些父母在沪务工的孩子们补习语文、英语，也带他们去外滩、上海博物馆游玩，见识这座城市最繁华的一面。
到今天，他还常常想起在五角场打工子弟学校时访谈过的一个八九岁的、名叫杨梅的女孩。他想过，也许这个女孩现在又回到了乡村，也许靠自己的打拼留在了上海、成了新上海人，又也许还挣扎在上海的城乡接合部、子女成了新一代的打工子弟儿童……
这个女孩后来的人生经历，或许正是二十年来宏观社会转型的缩影。严飞还保留着当时的书信，试图联系这个女孩。他认为，社会学应该有一种历史的责任和使命，在更长的时段里去记录特定人群的挣扎与困惑，“而不只是在学术论文、评职称时让被访对象成为我们观察的目标，一旦目的达到了就离开他们”。
2005年，严飞到牛津大学攻读社会政策硕士，后去香港城市大学做研究助理。2008年，他赴美攻读斯坦福大学硕士，之后再次回到牛津读博士。毕业后，他留在斯坦福做博士后、访问学者。
在不同国家和城市生活的经历，被严飞看作人生当中最为宝贵的一笔财富。那时候买一张机票、背上双肩包就能往返于香港、伦敦、旧金山之间，连行李箱都不必带。友人送过他八个字，“人在异乡，岁月美好”，他则说“一路旅程，四海为家”。
但即便是进入了国际顶尖学府，严飞也经历过学术求索中的煎熬。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他一次次通宵读书写作，对着一摞厚书本和看上去怎么也写不到头的论文，常常觉得自己正置身在孤岛上，将被无边的黑暗吞噬。他对王小波在《绿毛水怪》里所描写的那一位孤独坐在礁石上流泪痛苦的女孩感同身受。
他一度想要放弃学术。当时，他身边也的确有朋友放下学术，转去投行和咨询公司追逐更高的回报。严飞也动摇了：“人都不可免俗去追逐一些诱惑。”
于是在2012年，他借做田野之名请假回国，找了一份咨询公司的工作，开始西装笔挺地出入写字楼，朝九晚十地上下班，打算“去试一试很多人都想做的行业到底是什么样，或许可以跟随社会大流走入这样一种生活”。
严飞在咨询行业工作了半年，每天的生活被项目、客户、PPT塞得满满当当，忙碌却乏味。更让严飞无法忍耐的是严格打卡、晚上6点以后提供晚餐、9点以后报销车费的工作制度，他觉得自己完全成了韦伯形容的“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身体不自由，我睡得少就全身浮肿，虚胖，手指都肿了起来；思想不自由，我特别喜欢读书写作，但没有自己的时间。”
第二，则要从书本走出来，到真实田野里去。严飞很推崇田野调查方法（Fieldwork），认为研究者只有扎根在田野，看到具象的个体悲欢，去接触第一手的“切肤之痛”，才可以更好地认识当下社会的痛点所在。
同仁的批评点醒了他，于是他决定搬入深水埗的唐楼里，近距离观察城市普通人的生活。在散发着破旧气味的楼梯间，隔着和邻居共用的铁门，严飞窥见了香港底层平民拥挤、逼仄又奋发向上的生活：邻居母亲训斥着即将中考的儿子，喜欢Twins的年轻女孩会整日哼歌，还在用手推车卖货的阿婆递给他一杯茶饮，用几个月的旧报纸和杂志从回收站换十几元饭钱。
在嘈杂的市井生活里，他的文章也逐渐言之有物起来——尽管，当他和那些在投行工作的朋友们说自己“了解香港废品回收的所有细节”时，引来过他们的一阵嘲笑。
严飞还亲历了香港人对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的保卫。他和许多市民一起看着运营48年的最后一束航道灯光熄灭，听到乐队哀伤地一遍遍唱着“Is there no other way?”他理解了当地人为何要反对拆除码头，为什么比起经济发展，他们更想保留城市的集体记忆。
近距离地融入当地，理解当地人的文化与情感，对于社会学学者是必要的。严飞后来反思，如果一味自视精英、不融入当地，就无法了解所处社会真实运作的状态，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就只能是“隔靴搔痒”“不接地气”。
对学生的培养，也会面对相似的问题。高校的学生容易处在精英的视角下，这些应试教育下的胜利者有时心态会“飘”起来，自觉很了不起。
这时，老师们会带着他们去到偏远的乡村，到黄土高原上面破败的乡村住着，去深山里面尘肺病患者居住的村子里调研。不会有领导开路、不会有居委会大妈陪同，就让他们去听这些真实的讲述。
有一次田野，严飞带着学生花了快二十个小时到了偏远的县城，记录被访者的家族历史和村庄故事，听他们讲述几十年前遭遇的暴力和残酷。亲耳聆听这些故事后，年轻的学生们开始能够在宏大叙事之外，逐渐感悟社会变化给普通人生命中留下的伤痛与裂痕。
这些见闻，会使一些学生产生在绩点竞赛中“卷”成“卷心菜”之外的深思，甚至付诸行动。在清华社会学系，有人毕业后成为纪录片导演，有人学习策展，还有人去基层做乡村振兴。
这可能与社会学所处的相对边缘的学科地位有关。“很多经管的学生本来就是挤破了头进来，他们毕业以后已经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为了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就必须逼迫自己不断在激烈竞争的环境里去崭露头角、获得青睐。”严飞分析说。
相比之下，社会学虽然“不受重视”，但也意味着可以偏安一隅。所以，这里的学生不必疲于奔命地证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探索自我的兴趣和志向。在清华升入高年级后，社会学学生可以选择一两个想研究的方向，自由地去探索真实社会里的议题。这正是严飞期望的社会学能培养“天马行空，兼容并包，不那么以结果为导向”的多元人才。
从2021年起，严飞和社科院研究员、“三和青年”研究者田丰连续发起了两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征稿活动，以学术文章、深度调研报告的形式征集立足中国社会、与当下话题紧密相连的稿件。
今年的征稿中，他们最终评选出社科学者、媒体人等创作的17份优秀作品，其中有关于上海工人社区拆迁的往事，有广西边境“砍手党村”犯罪头目出狱后的故事，严飞还在交流会上带来了自己的一篇通过外公外婆的家族历史呈现的从1924年起成都春熙路的故事。
2022年，严飞用非虚构笔法写作的《悬浮时代：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也将出版，他记录了北京的洗衣店阿姨、保安、房屋中介等自己熟识的八个北京外来务工人员的故事，用记录自己的“附近”，回应着近些年社科领域里常常探讨的“附近的消失”。
书中五道口的一家洗衣店是严飞经常光顾的店铺。他从与老板娘的闲聊逐渐进入深度访谈，听这个女人讲述15年来她怎么面对连锁洗衣店的竞争，怎么处理邻里关系，怎么应对孩子的教育。随着叙述的深入，逐渐展现出她所面临的困境很多是北漂外来务工人员的共同困境，背后又指向社会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复杂原因。
“如今，历史的面貌可谓日新月异，让人们感到力不从心，难以基于往昔真实的价值找寻方向……老派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已经瓦解，新的萌芽却还暧昧不清。普通人骤然面对那些更广阔的世界时，自觉无力应对。”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1959年出版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写道。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清华社会学系面向新生开设的公选课，如今变化也笼罩在我们社会的上空。
在欧美社会，公众所秉持的人文精神，以及关注社会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氛围，远比国内要浓厚。“大量华人、印度人去学计算机，而很多白人会去学政治学、社会学。”严飞认为，呼唤、带动更多国内的年轻一代把目光投向公共事务，是社会学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也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国内关于人文社科之“无用”的讨论从未停歇。尤其是在文科就业难的大趋势下，即便是学过韦伯关于科层制与工具理性的理论，知晓了人正被困在现代性的“铁笼”中，很多社科学生也会选择一种更主流的生活，“卷”进精密、理性运作的“螺丝钉”岗位，成了理论里所描绘的这一类人。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严飞承认，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地“卷”在各种系统里，也会在现实的挤压下感到焦虑。像在教学之外，严飞也有自己要完成的学术论文，承担着学院的行政工作。他还是一个要把精力分给家庭的“海淀爸爸”，要考虑给不给孩子报补习班、上什么学校好。
近两年，有许多社科自媒体、线上研讨会、播客蓬勃生长，社交媒体上的“社科热”可能也与人们渴望对抗焦虑的需求有关。“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不再单纯地去追求经济上的利润，会开始关心内心的呼唤。”
尤其是，当面对那些并不来自个体，而指向集体的结构性困境时，严飞觉得社会学的思考就会发挥作用：“大家会发现原来不仅是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面，自己也困在其中，高校教师、互联网大厂人都面临‘内卷’‘躺平’，普通人或许就能通过看一些社科研究来探寻原因，解答内心的疑问。”
尽管人总不可避免地“卷”在各种各样的系统之中，严飞仍希望社会学可以给予人们看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和追求自己更热爱的事物的勇气，或者哪怕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批判——“爸妈叫我结婚，不断地催我生孩子，但是我因为学了这些东西，更能理直气壮站出来说女性应该为自己而活”。
让每个人都可以有所选择地成就自己，或者是保留内心深处的一种呼唤，便是社会学教育潜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