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济时:中国社会工作“传教士”

作者:赵超

中国的社会工作诞生于何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工作的起始时间应该是北京社会实进会成立,即1912年;有的学者则认为,192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标志着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轫。但无论是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成立,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成立,都离不开一个关键人物:约翰·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

步济时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

步济时于1905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期间,他是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期间,他曾以纽约华人的业余生活为研究内容撰写了硕士论文,由此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兴趣。1909年,步济时受到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的委派,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

20世纪初,中国国内政治时局动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渗透不断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步济时曾在文章中写道:“各种迹象表明,中国传统的家庭系统正在瓦解,行会对警察和当局的影响正在渐渐消失。”总之,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迁。20世纪初的北京,乞丐、失业工人、贫民众多,经济萧条、卫生条件差、社会问题严重。而类似问题的涌现正是西方社会工作产生的背景,由此可知,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工作的诞生创造了土壤。步济时认为,组织学生思考社会变革、寻求社会进步,开展慈善事业救济贫民、启发民智,联合社会各界力量提供社会服务等活动,能够成为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积极行动。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筹建于1906年,正式组建于1909年。尽管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内容不尽相同,但其目标是明确的,即通过德、智、体、群四育活动,服务社会、改造社会。致力于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成为步济时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的首个平台。

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步济时主要负责学生工作。工作中,他接触了大量的中国学生。他发现,身处中国大变革时期的学生思维活跃,充满爱国主义热情,关心社会并希望为改造中国社会尽一份力量,这使他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为了尽快使学生投入社会服务工作,1912年10月6日,在步济时的主持下,来自北京3所教会学校和3所官立学校的40多名学生组织成立了北京学生团社会实进会。它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附属机构,是青年会学生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联合北京青年学生,从事社会服务活动,以实行社会改良”,“实际上扮演了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的角色”。

在步济时看来,当时的中国并未形成典型的社区。他所看到的旧中国,由大量的相互依赖、自给自足的团体构成,它们之间的联系非常松散。社区的缺失直接导致居民缺乏社区精神。于是,他开始思考:“能不能使普通人民以社会公益为怀,明白合作方法,共同谋求社会之需要?”

找到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后,步济时以北京社会实进会为平台,将学生们改良社会的热情和社会服务工作结合了起来。他们在居民聚居的“社区”中开办贫民夜校,进行演说,开展慈善事业,进行举济活动。这些社区活动在减少文盲数量、改善居民生活、培养社区领袖、增强居民归属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中国一直有慈幼、养老、帐穷、恤贫、宽济、安富的传统,但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诞生于欧美,是一门新兴事业,20世纪初期的中国对这种新的工作方法知之甚少。针对这一现实,北京社会实进会交际部请来中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表演讲,介绍社会服务理论和实践经验;介绍社会工作,特别是美国学生开展的社会服务。另外,聘请国内知名人士就社会服务、社会改良和增进福利等问题介绍经验,并专门成立了社会服务研究会,由专家学者介绍科学的社会服务方法和研究方法。这也为步济时后来在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埋下了伏笔。

为了了解当时北京的社会状况、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步济时在1918年组织学生协助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甘博在北京进行了全面的社会调查。最终,他与甘博利用调查所得数据写成了《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于1921年在纽约出版发行。这本书是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关于东方城市的社会学著作。这本著作不仅提供了关于北京当时人口、地理、健康、教育、商业、贫困和慈善事业等社会状况的详细数据及图片,也在字里行间展现出两位作者对于中国社会服务事业前景的乐观态度。他们确信,“一旦社区服务广为人知,一旦形成明确的实施方案,北京乃至全中国会有大批民众渴望团结起来,投身到富有建设性的社会工作中”。由此可以看出,步济时倡导的社区服务工作已经在当时的北京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步济时在燕京大学

1922年,步济时主持创建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笔者认为,步济时之所以欣然接受燕京大学建系的邀请,主要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一是培养社工人才。在《北京的社会调查》一书中,作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想法,贫民院只是一个将赤贫的人集结在一起,使其免于冻死或饿死的地方。但是北京新成立的社区服务团的目的不限于此,它希望那些贫民在接受帮助之后能够自谋生路、自立自强,也就是社会工作者常说的助人自助。这个服务团体聘请了一位心地善良、以博爱为怀的牧师,但是这位牧师对怎样建设性地帮助贫民却缺乏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最终,两位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根本找不到适合这一职位、训练有素的社会工作者。由此可见,步济时迫切地希望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社工人才来提供更有建设性的服务,不仅为困难群体提供解决燃眉之急的生活必需品,还能以一种接纳、尊重的态度对待受助者,充分发掘受助者潜能,恢复受助者的社会功能。

二是扩大青年人的影响。当时北京的人口超过81万,其中,前来求学的人口所占比重并不小,这些人在北京生活几年后就会返回家乡。在步济时看来,中国当时正在从事第一轮新型社会工作的实验,因而在北京的工作有可能影响到这个国家整个未来的政策。他认为,“青年人,特别是学生将成为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如果能向他们实际演示最优秀的社会工作,那么中国就可以避免重复西方国家的许多错误和代价昂贵的教训”。步济时把学校教育看做培养未来社工人才的基地,希望中国的学生可以具备社会工作者的情怀,采用专业的工作方法,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带领中国走上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崛起的道路。

自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以来,步济时带领一批优秀教师为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2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正式开始。1927年,该系专为社会服务机构担任职务者添设了社会服务函授课,下学年又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合办社会服务速成班。到20世纪20年代末步济时返回美国时,社会学系的课程已扩充为理论社会学与人类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社会工作及实习等5组,学生可分别获得理论社会学学士学位、应用社会学学士学位、社会服务工作证书或社会服务工作学士学位及证书。

1930年,许仕廉任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主任,开始增聘教师、增加社会服务课程,先后聘请我国著名教授和学者多人。主修社会服务工作的学生,在4年学习期间必须实习1年,满16学分才能毕业。社会服务工作教学注重参观、访问、实地调查,指导学生走出课堂、深入社会、接触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发现社会问题,学习社会服务工作方法,锻炼社会服务工作能力。尽管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的时间,当时社会工作专业课程的设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已经非常科学、合理,是当今社会工作教育的典范。

自社会工作教育在燕京大学起步之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等多所大学相继开设了与社会工作有关的课程。职业教育是职业发展的前提,步济时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为中国社会工作职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步济时眼中的社会工作

不同的学者对社会工作有不同的定义,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工作的步济时在为社会工作下定义时,不可避免地采用了宗教的视角。他将社会服务工作概括为“人们计划并且完成耶稣基督专门为社会较低层所做的每一件事。这里所说的社会较低层应当包括依附于他人的人、身心有缺陷的人、有过失的人、非常贫穷的人和无知的人。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包括对他们的救济工作和改变他们的现状以避免其遭受苦难的所有努力,还有道德和社会改造的特殊工作,即改变人们有害的习俗和习惯,消除其无知,提供有益的、健康的娱乐以及完美的、有帮助的社会关系”。通过定义,步济时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的职责、社会工作的最终目标。这在当时为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青年人以及其他进步人士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另外,针对社会工作者具有哪些品质才算得上一个成功的社会工作者,步济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成功的社会工作者往往是无私的,对任何条件或任何状态下的人都感兴趣,不抱偏见,相信人的能力,科学、准确地观察和记录,希望并相信人类亲善友好,相信新的社会秩序一定会到来。由此可以看到,在步济时眼中,社会工作者既需要具备独特的价值观,也需要具备科学的工作方法。步济时生活的年代是西方科学的社会工作起步不久的年代,他对社会工作理念的把握和发扬不仅助推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本文来源于《公益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