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大革命背后存在着多少必然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者:高志奇,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文中所有引文皆引自本书。

在学习世界历史时,了解到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小知识,印象最深的莫过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对于不研究历史的人,不会过于探究大革命爆发的深刻原因,也不会过多分析其产生的影响,仅需要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发生过就可以了。然而,在接触社会学,讲到社会学产生的背景时,又重点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因为它是社会学产生的政治背景。受此影响,我理解社会学之所以会被孔德最先提出,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震荡使然。由于社会震荡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使得孔德对社会有了新的思考,于是提出社会学以解决由于大革命震荡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但是在读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后,我发现我的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至少应是片面的。除了正常学习,接触过大革命的相关知识外,再一次关注大革命是因为时任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推荐大家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可见,法国爆发大革命的那段历史有太多值得学习的经验和教训,也留给今天的人们太多启迪。由此不难理解,不能把大革命仅当成一件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去看待,必须理解这场革命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那么,如何理解大革命呢?如何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呢?大革命还能给我们那些教训和启示呢?《旧制度与大革命》会给出让大家满意的答案。《旧制度与大革命》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著作,也不仅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它给予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作者的分析方法和视角,它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启迪,而不仅是对大革命的一个定性或结论。

法国大革命确实很彻底,至少从形式上看是这样,它不像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以共荣革命而告终,从而实现君主立宪。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把象征王权的路易十六也最终送上了断头台,这是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王权有多仇恨才会有如此疯狂的举动。联想到中国,清帝退位后,尊号依然不废,政府供养皇室。这难道说法国的王权专制更甚于中国吗?难道法国人民真的生活很惨吗?不得不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或生活诉求。一般认为,既然爆发了大革命,那肯定是底层人的生活确实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但是这个解释并不适宜法国大革命,至少这样理解很不全面。对于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见解。“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章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序言ⅱ)。叙述史实的工作由历史学家去做,托克维尔不会去做重复性的工作,他要做的是发现事件背后的事件以及诸多事件之间的紧密联系。“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序言ⅴ)。这种扎实的工作态度,是他对大革命有深刻认识和正确结论的前提,也是从事社会研究的人需要认真学习的。结论不是想当然的,想当然的结论没有说服力,不可信。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就在于其结论可信,而结论的可信,是由于其对原始材料有深入分析和研究。现在很多研究,只求有最后的结果,往往忽略了研究过程,最终使研究意义不大,结论也难以让人信服。好的研究需要对大量原始材料进行分析,这需要的不仅是一种能力,更需要时间,需要长期积累。此外,托克维尔“是第一个查阅有关国有财产出售法令的历史家”(序言ⅴ)。

《旧制度与大革命》最大的特点是“很有趣味,并且可能很重要”(P2)。这是作者当时对他著作的一个评价,这个评价在现在看来还是谦虚了很多。那些没有陈旧过时的经典著作,一定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显然《旧制度与大革命》符合这个条件,它“在英国已有13个版本,它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组成部分”(P7)。大革命没有将法国社会一分为二,大革命后,彻底告别过去,从而建立一个新社会,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所以托克维尔“的目的是要通过历史来揭示法国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产生”(P9)。《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P32)。对很多历史事件,可能都可以这样去研究,但是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则因人而异,至于结论恐怕就更不得而知了。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政治革命,更像是一场激情革命。尽管革命确实需要激情,但是没有见过一场激情革命,从形式上摧毁了过去的一切,而在革命后,大家又重新寻找旧制度的因素,即在逐步恢复曾经摧毁的东西,这确实很矛盾。

大革命在法国爆发是始料不及的,但是它确实发生了,而且其影响力和破坏力也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就如同路易十六根本就不会想到会爆发革命,更不会想到自己将会被送上断头台,成为革命胜利和彻底的象征。从托克维尔的分析来看,路易十六确实很“冤枉”,至少不应成为革命的牺牲品,他可以丧失他的王位,不应连命都丧失掉。大革命带来的社会震荡非常巨大,以至于人们认为是魔鬼来到了人间,同时也加速了一个新学科的正式诞生。从此,社会学正式从哲学脱胎而独立存在。毫无疑问,人们夸大了大革命的影响力,之所以这样做,可能就是为表明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意义,就连原本都已存在的制度都要硬说成是大革命的产物,这样的论述和观点在书中并不少见,如“法国地产的划分始自大革命,这是附和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土地的划分远远早于大革命”(P68)。大革命并未创造出一种完全的新型制度,不知有多少所谓的新型产物,它们其实早已在旧制度中产生,认为它们是大革命的成果,无非是想使其合法化。大革命是一场情绪革命,就连要发动大革命的目的都这样含糊不清,它不像一般的革命,都有领导者,有革命的宗旨和目的。在一次意外的刺激之下,巴黎人民就开始攻占巴士底狱,而且妇女为先锋。这确实是一场让人吃惊的大革命。对于一般的革命来讲,“政治性是它受到攻击的根本原因,神秘性往往只是借口”。可法国大革命竟这样不清不楚。18世纪欧洲形势是非常特殊的,“所有对外战争都带有内战色彩;所有内战都有外国人介入”(P52)。欧洲国家的联系如此紧密,这也就不难理解大革命爆发于法国,最终却蔓延至整个欧洲,直至影响到世界。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贵族阶级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法国的贵族是一群只享受特权的人。最大的遗憾是,他们享有特权,却没有政治权力,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和人们夸大大革命的影响力一样奇怪。为什么要夸大大革命的影响,难道是为了说明其破坏力吗?如果没有大影响为证,怎么解释如此大的破坏力呢?“法国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接触国家行政,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司法权”(P70)。贵族不从事管理,在欧洲只有法国一家,而司法权最终仅沦落为贵族敛财的一个工具,竟然丧失掉其最重要的功能——政治权力。当政治权力仅成为敛财工具时,只能让人们仇恨它,毕竟金钱的差异太过明显,也太容易让人红眼。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成为一场情绪革命的重要原因。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另一个特殊原因,竟然是农民的觉醒,而不是农民受苦难太过严重,必须发动革命才能拯救自己。“在法国,徭役罕见并且温和,在德国则非常普遍而残酷”(P72)。法国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需要的更多。因此,法国的变化,使农民觉醒,同时也为革命易爆发准备好了条件。可见,并不是受剥削受压迫过于严重,才会导致大革命爆发。

体制多样性也是法国产生诸多问题的根源,为了解决问题,就必须统一体制,而革命是统一体制最好的方法,至少可以先打到一切,再新建。法国存在的很多机构都存在矛盾性,“御前会议如此强大,无所不至,但同时有如此默默无闻,几乎不为历史所注意”(P77)。矛盾性使旧制度丧失了存的在意义,不论其是否合理有效。几乎在所有社会里,地位和权力总是一对孪生兄弟,可是在法国,总督有权无地位,贵族有地位却无实权。地位和权力的不匹配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这种不匹配表明法国社会是如此的不协调与不和谐。此外,“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牌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会议来确定”(P79)。很显然,征税是纳税人所不能接受的,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坏事,更糟糕的是这件坏事还是秘密进行。不容易得知的坏事情更容易激怒人们,使人们情绪高涨和不稳定。“在全民大会中只能见到团体代表,就是说,会议只包括资产者,几乎不再接纳手工业者”(P87)。这充分说明,参会的不具有代表性,必然损害一大部分人的利益,因为这些人都是无产者,是数量最多的群体。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

法国的法庭是独立于政府的,独立性特别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国王又设立了特别法庭,即普通法庭和特别法庭同时存在。普通法庭虽独立于政府,但特殊法庭无疑在很多事务上架空了普通法庭。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谁的审判更有效力。大动是因小动累积而起的,“即使没有法律变更,执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变动”(P107)。大革命是大动,为大动做准备的小动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只不过人们都习以为常,没有注意而已。在旧制度时期,法律总是被忽略的。“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P108)。这道出了大革命必然会爆发的根本所在。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偶然性是人民的激动,而必然性是忽略了法律。当忽略法律时,则会使一切变得杂乱无章,推翻封建王权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是随时都会爆发的,只需要一点刺激,刺激人民开始激动就足够了。除了法律被忽略外,人民对政府的依赖太强,或者说政府包揽得太多。“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P109)。就连农民种田都觉得应该由政府进行指导,这多么可怕,多么荒唐可笑。所以,把一切事务都推给政府,必将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不是在考验政府的能力,这是在毁灭政府。资产阶级贵族化和贵族资产阶级化在法国是同时进行的,“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P121)。当贵族的特权让资产阶级不能忍受时,贵族的危险就增加了,因为他们的相似度会消除他们的差别。法国的贵族已经演变成种姓,他们远离了政治和权力,他们仅有贵族的头衔和特权,他们的权利和义务是如此的不一致,让人民只会更加痛恨和仇视他们。“法国的特殊点在于,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P127)。贵族不再是一个团体,他们只是享受特权的个人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是松散的,没有凝聚力,也没有能力处理法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当然他们不会关心,也不需要关心这些看起来与他们毫无关系的事情。至此,人们看到的和感受到的完全不一样了,感受到的比看到的严重很多,甚至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只需要一个导火索,便可点燃法国大革命这个火药桶。

法国的捐官制很有特色,国王将官职出售,在出售时只考虑购买人的购买力,而不考虑其政治能力,而且政府几乎丧失了任免官员的能力。取得官职的人,除了面子问题外,自然也会想办法捞一笔。这样看来,当时的法国政治也近乎瘫痪。捐官制不是从路易十六开始搞的,确立捐官制的是路易十二,后来的国王对这种敛财的做法乐此不疲,而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恰好是路易十六,不过这时候已经迟了。如果说中国清朝时期的捐官使吏治更加腐败,那么法国的捐官问题要比这严重得多。旧制度时期,不是没有发现问题,也不是对这些问题不深恶痛绝,而是没有想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农村被抛弃了,却没有将农村事务交与农民,使农村境况越来越恶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P215)。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可见,繁荣并不能阻止革命,而处境很糟的人未必就一定会发动革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P215)。像中国清朝末年进行戊戌维新,尤其到最后进行预备立宪,不仅没有拯救大清王朝,反而加速了其灭亡。不得已而改之,从反面证实了其确实不应该再存在了,而举动不当只会激化矛盾,加速灭亡。最后,小修小补带来了大革命。

不同阶级实行不同的捐税方法,拉大了各阶级之间的距离,距离拉大所产生的剥夺感会让人们的内心产生愤怒,而愤怒是革命的必需条件,且这个条件对法国大革命来讲特别特别重要。国家内部的不协调不平衡,只需要轻轻推一下,就足以爆发一场惊世骇人的大革命。当贵族所享受的特权和他们为国家所做的不相符时,这明显是在制造革命的诱因,而法国这个民族的特性在这个诱因的引导之下,必然做出连他们自己都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来。“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有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P247)。巴黎这个榜样在最关键的时刻起到了表率作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再也无法避免了。因此,民族特殊性造就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留给人们的启迪太多太多,但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内部体制的统一,莫过于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莫过于忽略了无数的小问题,莫过于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莫过于人民精神信仰的陶冶。大革命之所以能爆发,看似非常偶然,可是在这表面的偶然背后深藏着无数的必然,所以大革命并不是一场偶然的革命,而是一场酝酿已经随时都会爆发的革命。之所以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的1789年爆发大革命,是因为增税的不合理要求这个偶然因素点燃了巴黎人民的激情,这种激情恰好迎合了法国民族的特性,从而使他们否定了法国的所有,他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社会,一个从旧制度继承了很多因素的新社会。